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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12日星期六

《羅馬教皇譜》( "The Popes, A History")



剛讀完諾域治(John Julius Norwich)在2011 出版,談羅馬天主教廷歷史的《羅馬教皇譜》( "The Popes, A History"),甚感暢快,因為這本書把我一向有極大興趣,但又所知不多,而天主教會一向不讓教徒了解的教會歷史和280位教宗的強項弱點都一一抖出來了。

諾域治的《羅馬教皇譜》從聖伯多祿(聖彼得)開始,一直寫到2005登位的本篤十六世,經歷二千年多,280位教皇,涉及人物之多,時間之長,事情之瑣碎複雜,並非等閒作者能夠輕易駕御。尤其是早期(400 AD)前教會並未有可信的歷史紀錄;到了中世紀,有因種種有意無意的人為干擾,人物和事件時常被混淆,也可能曾受竄改,故此要為讀者梳理描繪出真相並不容易。作為讀者,我從字裡行間也能夠感受到作者在處理上的努力,有助提高讀者的閱讀興趣。

這裡且舉幾個頗為意見分歧的例子:如作者明言,根據《使徒行傳》,聖伯多祿(聖彼得)並未曾在羅馬傳教,他只是因為信奉耶穌新教,作為罪犯被押解到羅馬執行死刑,所以把羅馬主教認定為天主教會的最高領袖,並把天主教會奠基羅馬代代相傳是受質疑的,起碼到中世紀前的東方教會信眾一定比羅馬多,神學上成就也比羅馬更超越。這也是羅馬教會與東方正教雖然侍奉同一上主,千多年來卻一直分裂的主要原因。

又如據說於公元855至857年登上教皇寶座的若望/喬安娜八世(John/Joannes Anglicus),傳說是來自英國的女性,女扮男裝,去雅典求學,因學問出眾,回羅馬深受擁護被選為教皇,在位期間一次在羅馬出巡途中產子,被羅馬教眾折磨至死(一說被教會囚禁至死),作者也把這個教會的傳聞清楚羅列,讓讀者作判斷。這段少為天主教信眾所知的歷史/傳說,德國人曾經在2009年拍成影片:《女教皇傳》(台譯《聖袍天下:驚世女教皇》,"Pope Joan" 2009),可惜未見在港上映,也沒有被傳媒重視,少見談論和報導。

又如近代的庇護十一世和庇護十二世,在位時適逢二十世紀第一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他們為了貫徹反共原則,對納粹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肆虐採取容忍態度,甚至不避本身的反猶太人立場,對納粹迫害猶太人種種暴行避免譴責。他們這種非人道,違背天主教教義作出的污點,作者也並未掩飾,直接列出。

另一個我特別感興建的歷史懸案是中世紀的多次羅馬教會分裂,西歐多次同時出現一個以上的教皇,原來這現象與羅馬教廷,遠在奧地利德意志的神聖羅馬帝國皇室,西班牙國王,和法國國王等的互相爭權奪利,力圖擴大自己的疆土和影響範圍,政權與當地的主教團互相鈎結,爭奪教皇皇位有關。歐洲貴族皇室一直與羅馬教廷爭權,貴族皇室掌握紅衣主教的任命,如這些貴族皇室對教皇任命不能達成協議,各行其事,便避免不了分裂,弄到各自擁立教皇,把教皇當作貴族皇室的傀儡。

歷史上200多教皇,有些教皇品行惡劣,貪污腐敗,斂財好色,窮奢極侈,大攪裙帶關係,把子侄提為紅衣主教,意圖延續家族對羅馬教廷的統治,比比皆是,也不算秘聞了。

諾域治自稱是個不可知論(即不肯定天主/上帝是否存在)的英國聖公會基督教徒,他既然不是死心塌地的羅馬天主教徒,對羅馬天主教廷的觀察和敘述當然少了教徒式的尊敬,好處是較能客觀描述和分析歷任教皇的角色。以中世紀以降為例,其實如果撇除了天主在世代表的稱號,羅馬天主教皇不外是義大利半島上一個政治上的諸侯封邑 -- 教皇封邑的領主,他要維護領土完整,要與鄰邑如威尼斯,拿坡里,托斯干尼等爭奪領土,一如其他義大利半島諸侯封邑,他們一向缺乏自己軍事力量,只靠僱佣兵守護疆界,還要應付神聖羅馬帝國皇室,西班牙國王,法國國王,再加上拜占廷帝國及其後的奧斯曼伊斯蘭帝國等的領土野心。羅馬教皇除了作為天主的代表可以向西歐各地教會收取捐獻,因而資源較豐富外,其他地位與一般皇室貴族無異。既然如此,又豈可對其學問人格道德作特別的要求?就這個觀點,諾域治對筆下的教皇的批評,可能要比死心塌地的羅馬天主教徒更寬容更具同情心。

諾域治不算是歷史學者,他一早聲明,著作主要針對普羅大眾讀者,用平易近人的筆法,把歷史事實為讀者娓娓道來,避開了一些歷史事實學術上的爭議,也盡量減少學術書中不可能避開的註腳對讀者閱讀上的不便。這點本書確能做到。但他也沒有避開一些問題背後資料過濾的需要。

諾域治曾為英國廣播電台(John Julius Norwich)製作多集歷史紀錄片,過往有關地中海和威尼斯普及歷史的作品頗受好評。

(喬安娜八世(John/Joannes Angli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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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2月9日星期二

天主教會與名校的前身

 


香港新一代家長好像對名校特別著迷,不惜金錢,千方百計想盡辦法都要把孩子塞進去。孩子才兩歲不到便要為他們作準備,先是找一家名幼稚園,好增加升讀名小學的機會。跟著各出奇謀,為孩子報考名小學費煞心機,例如:遷到學校附近地區居住,改信辦學團體的宗教,好增加取錄分數;盡早送孩子去學英語,而且是學一些小六學生也不一定懂的辭彙和會話;參加各種興趣技藝班如彈鋼琴、拉小提琴、舞蹈、繪畫等,不單止人有我有,簡直要鶴立雞群,最好拿到證書獎狀;有些家長還特別送孩子進補習班,據說這些補習班的導師對名小學入學面試甚有心得,預先為孩子操練好面試的問題,讓孩子記得滾瓜爛熟,面試時能對答如流。種種手段,不外是希望孩子在面試時表現突出,得到心儀名小學取錄。其他不能見光的手段如託人事、拉關係、作捐獻、送禮物,也間有所聞。 

家長既然對這些名校如斯推崇,到底有沒有人會翻查一下心儀名校的歷史,好像何時開校、辦學目標、辦學原先理念能否堅持?然後衡量一番,看看這些名校的辦學目標與自己的要求吻合。 

剛讀了香港教區夏其龍神父著《香港天主教傳教史 1841 – 1894》有關香港天主教歷史的書,了解到不少天主教學校的源起,原來最初辦學時的目標很平民化,甚至是專為社會的低下階層服務,與名校貴族學校完全沾不上邊。只不過時異世異,被辦學團體和家長改變了。 

例如港島中區的名校聖若瑟書院,前身是聖救世主書院(St. Saviour College),開埠初期由來自澳門的葡籍居民創辦,位於砵典乍街史丹頓街,1860年交由香港天主教會管理,到1875年再轉基督學校修士會(喇沙會)接手。創校目的是為葡籍居民子弟提供天主教學校教育,華人學生只佔少數。所以,聖若瑟的學生中,過去一直有不少葡籍人士,華人稱他們為「西洋仔」。除了英語是第一語言外,不少學生以法語課代替中文課作為第二語言。他們在九龍區的兄弟學校喇沙書院在上世紀二十年代開辦,本來辦學目的也是為葡籍居民子弟提供天主教學校教育。 

又如位於西環的聖類思中學,前身是1864年天主教創辦的「養正院」(男童懲教所),專門收錄青少年罪犯和街童,教導他們手藝,讓他們學得一技之長,日後作謀生手段。學校在1908年才改名為聖類思。這所學校曾經先後交給基督學校修士會和瑪利諾神父會管理,要到1927年轉由現時的辦學團體慈幼會接辦,改作招收一般華人學生的工藝學校,1936才轉為文法中學,工藝教育則轉撥慈幼會在香港仔創辦的工藝學校。有趣的是在1874年,當時香港天主教的監牧高神父(Raimondi, 後來升為高主教,現時堅道天主教總堂後面的高主教書院便是紀念他)回義大利訪問並尋求協助,他訪都靈(Torino)時曾與專門招收街童,教導他們手藝技能的新興修會慈幼會會祖鮑思高(Don Bosco)神父見面,鮑思高表示很樂意派遣慈幼會會士來香港協助辦學,卻被高神父拒絕,所以慈幼會要到1927年才來香港。慈幼會在香港辦的本來都是工藝學校或工業學校,近年因本地教育政策改變才轉為一般的文法中學。 

當時另一天主教修會耶穌會也有意從澳門遷移來香港,亦被高神父拒絕。要到1926年,愛爾蘭耶穌會才正式來港,1932年開始接手管理原本私人創辦的華仁書院。 

天主教的女子學校中,聖保祿書院歷史最悠久,來自法國的沙爾福聖保祿仁愛會早在1848年已經來港,在灣仔開辦兒童之家,服務範圍包括收容女童棄嬰的育嬰院,和開辦學校,為葡籍天主教女童提供教育。這所學校本名為法國傳道會學校,即聖保祿書院前身。聖保祿修女與香港監牧高神父關係惡劣,因為爭產對簿公堂。她們曾經一度離港去了越南,後來有再遷回來。 

另一重要的天主教女修會是1860年來自義大利的嘉諾撒仁愛會,她們來港後主要工作也是開辦收容女童棄嬰的育嬰院、和照顧病人的聖方濟各醫院。她們也為葡籍天主教女童提供教育辦學校,早期有堅道的聖心書院,和灣仔的聖方濟各書院。她們至今依然是香港天主教團體中辦學最積極,管理學校最多的天主教女修會。 

來自美國的瑪利諾女修會1921年才來港,初時也是辦育嬰院,要到1925年才開始辦學校。她們在港九分別創辦的兩所瑪利諾學校,後來都被視為貴族名校,與早期收容教育女童棄嬰的宗旨簡直南轅北轍。瑪利諾修女在1980年放棄了港島區的學校,交給其他天主教團體管理,並改名為瑪利曼中學,九龍區的瑪利諾修院學校則依然維持。 

至於高主教(Raimondi)與香港其他教會人士的矛盾和鬥爭,包括排斥法國的沙爾福聖保祿仁愛會,弄到法國修女與香港教會打官司爭產、拒絕鮑思高慈幼會和澳門耶穌會來港,除了夏神父的著作外,也可參考宗座外方傳教會(PIME)柯毅霖(Gianni Criveller)神父著《從米蘭到香港 – 150年的傳教工作》( From Milan to Hong Kong—150 Years of Mission)。兩書都提及早期香港教會的義大利宗座外方傳教會教士歧視華籍教士,夏神父的書對此寫得尤其深刻,指出要到1960年代,香港的華籍教士的才能開始被確認,可出任香港教區的一線領導工作。這些「秘聞」,香港教區的神父很少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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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8月26日星期一

大三巴研究

 





如果對有關澳門聖保祿學院的研究有興趣,不妨讀2004年由澳門文化局和三藩市大學利瑪竇中西文化歷史研究所出版的 《Religion & Culture, An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Commemorating the Fourth Centenary of the University College of St. Paul》,紀念聖保祿學院四百周年研討會論文集。該研討會在回歸前的1999年在澳門舉行,美國、葡萄牙、台灣、內地學者及耶穌會學者雲集,論文都是環繞澳門聖保祿學院的有關討論。
 
其中我特別喜歡的論文,包括談及聖保祿學院教堂的命名,設計和建築風格的討論內容甚為仔細,是我讀過研究大三巴建築的佳作,講者各抒己見,討論也擦出火花。原來聖保祿學院(三巴寺),指的是修院和學院部分,教堂命名卻是天主之母堂,故教堂正中大門口雕上「Mater Dei(天主之母)拉丁文字樣,紀念聖母升天(Our Lady of Assumption)。這也反映澳門自從開埠起,便被命名為天主之母城的源頭。學院教堂的前璧,即大三巴牌坊有四尊耶穌會創會聖人的銅像,一般都認為是Bocarro 的鑄炮工場的產品。Bocarro從葡萄牙落籍澳門,成為澳門土生的先祖。他祖先原是猶太人,葡萄牙趕走來自北非的摩爾人後,對非天主教徒實行宗教迫害,他的家族才領洗改信天主教,屬於新皈依者,在葡萄牙依然受歧視,故遠走海外。大發現年代隨著葡萄牙遠洋船遠赴異域,後來留下來建立家庭。殖民地土生的葡籍人士,不少有相同經歷。當時Bocarro在澳門創辦工場,以鑄造法郎機大炮著名,供應明朝軍隊守護北方長城之用。原來他也精於雕塑。
 
廣州中山大學的章文欽教授是明末清初天主教來華史的專家,有論文談及最早的中國耶穌會神父吳歷(漁山)來聖保祿學院進修,還留下詩作的《三巴集》。吳歷是明末清初的江南名畫家,上海博物館和杭州博物館都收藏有他的作品。他是江蘇常熟人,自幼領洗,本是明末諸生,有妻有子,他到四十八歲明亡後才棄家修道,來聖保祿學院當修士,《三巴集》的詩作反映了他的感受和心路歷程,嘆高齡學拉丁文的困難。他後來回上海晉升神父,管理江南教會。我在本博曾經談過他,他應是中國最早期的一批神父。之前葡萄牙人曾經多番討論中國人和日本人沒有能力學懂神學,所以不能當上神父聖職。
 
中山大學的黃啟臣教授有論文列出曾在聖保祿學院學習的耶穌會士,我特別感興趣的,是初期中國人領洗進教,除了要取一個聖名外,還要改一個葡萄牙姓氏,如他列出的鄭瑪諾(Manuel Sequerira)、鍾鳴仁(Sebastiao Fernandes)、鍾明禮(Joao Fernandes)、游明輝(Manuel Pereira)、黃明沙(Francisco Martins) ,都帶個葡萄牙姓。連一代儒者吳歷 (Simao Xavier da Cunha) 也未免俗。上面前幾位的耶穌會中國籍修士都曾經在利瑪竇的領導下傳教。有趣的是,這個改葡萄牙姓氏的習慣未見在日本出現。耶穌會的日本及中國巡視員,利瑪竇的老師范禮安在1582 – 1590 曾經安排四名日本貴族少年往訪歐洲,引起哄動,史稱「天正少年使節團」(The Four Envoys of the Tensho Era),成員包括伊東馬休(Mancio Ito)、千千石米蓋爾(Miguel Chijiwa)、原馬爾蒂諾(Martin Hara)和中浦朱利安(Julian Nakaura),都是改了聖名,但保留日本原來姓氏。「天正少年使節團」赴歐,來回程都途經澳門,住宿聖保祿學院。
 
有一篇論文談到韓國(朝鮮)天主教歷史,指出韓國(朝鮮)在十六、七世紀大正時代時被日本侵略,部分國民遷居日本,受到在日本的葡萄牙耶穌會士傳教的影響受洗。他們之中不少後來也成為日本教難的殉道者。部分教友則回到韓國(朝鮮)老家,繼續傳教。不過,南韓天主教會對此堅決否認,他們堅持南韓天主教自生自發,從來未受過外國傳教士的影響,這種否認史實的大韓民族主義心態也甚有趣。三藩市大學利氏中西文化歷史研究所的陳綸緒神父(Albert Chan)在評論時則指出,明末時有好幾位韓國(朝鮮)官員來北京出使,受到徐光啟的影響領洗進教,還拿西洋教士編撰的天主教要理及西方科學介紹書籍回國。陳綸緒神父是香港華仁的早期畢業生,在哈佛大學拿到歷史學博士,卻留在香港兩所華仁書院當中學教師十年,後來轉為專業歷史研究學者,是明史權威。他離港後,去了三藩市大學利瑪竇中西文化歷史研究所當研究員,2005年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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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8月22日星期四

大三巴滄桑


 

 澳門政府文化局跟北京的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合作,近年出版了一系列澳門文化叢書,選題十分豐富。剛看完這個系列中,戚印平著《澳門聖保祿學院研究》,頗能把澳門聖保祿學院的來龍去脈,財政來源和建校的人事糾紛說個一清二楚。

 

聖保祿學院的遺址,便是今天的澳門旅遊熱門景點大三巴牌坊,「三巴」是聖保祿的葡文譯音,當時澳門居民把聖保祿學院稱為「三巴廟」或「三巴寺」。

 

澳門聖保祿學院(University College of St. Paul)是四百多年前天主教耶穌會在中國創辦的第一所西方模式的大學,既為從歐洲來遠東的神父和修士提供神學和哲學課程,安排他們早來遠東,一面學習一面適應當地的風土人情,同時也教授中國語言和典籍,增加他們對儒家文化的認識,讓他們學成後以儒者身份對外交往,向當地的上層社會傳教。學院也收錄來自中國和日本的當地修生,教導他們拉丁文、葡萄牙文和修辭學,兼及數學和邏輯,再加上哲學和神學,儼然成為全面性大學課程,學生考試及格後才能出任神職,向外傳播福音。學院同時收錄當地青少年入讀,大概等於今天的中學課程。

 

本書特別多篇幅放在學院的籌備歷史。原來昔日建議在澳門開辦學校時,反對意見不少。當時澳門教區的上級是印度果亞教區,他們對建校的倡議者范禮安(Alessandro Valignano),天主教耶穌會特派負責日本及中國地區的巡視員(Visitor)的囂張傲慢態度甚為不滿,認為他越級決定,所以反對澳門建校。日本傳教區的主事也認為日本的修生適宜留在當地受訓,不應長途跋涉遠去澳門,另作適應。連駐澳門的神父也有微言,認為當時中日處於戰爭狀態(倭寇之亂),大批日本修生前來會令到澳門居民起疑和反對,可能引起衝突。

 

儘管反對聲音眾多也甚激烈,范禮安卻一直堅持己見,力排眾議,去信羅馬耶穌會會長對各方指責逐點反駁,力求成事。他還先斬後奏,在取得澳門善信捐款後,未得到羅馬答覆已立即買下土地,大興土木,先行動工把學院建成,然後再要求耶穌會總會及葡萄牙國王的撥款支援。這些有趣的爭論理據和個人恩怨,書中都見詳細介紹。

 

按照范禮安的構思,學院的其中一個使命,應該是為日本而立,訓練日本修生是學院的重要功能。所以學院有專收錄日本修生的修院,特別照顧,連食物也依照日本的飲食習慣安排,每周起碼供應兩頓魚類,還有咖哩食物,看來對開拓日本後來的咖哩食制有一定貢獻。學院還特別加建風呂,讓日本修生每月兩次浸浴。怪不得研究結果,發現學院教堂的前璧,即大三巴牌坊,有甚多日本工匠參與建造。雖然大家都承認,學院和教堂的原設計師是來自義大利的Carlo Spinola神父, 但後來幾多改動實在難以考證。Spinola神父日後也是在日本的教難中殉道。事後檢討,范禮安籌建聖保祿學院甚有先見之明,在日本教難期間澳門接收了大批日本天主教徒,後來都融入土生族群,學院也接收不少日本修生和神職人員,他們在學院受訓後派回日本繼續傳教,死於教難者眾。大三巴遺址的地下室曾收藏不少日本教難殉道者的骨殖,除了少量留下外,現今遷移了去路環的聖方濟各堂。聖保祿學院的倡議者范禮安在澳門死後也葬於此地。

 

耶穌會在1762年被羅馬教廷強迫解散,會士遭逐出澳門,會產由澳門市政府沒收,聖保祿學院也隨之關閉。學院經過長期廢置後,連大炮台拍賣,曾先後闢作軍營的養馬場,也曾經成為因「禮儀之爭」,在中國奪權成功的巴黎外方傳教會的基地,教堂用作堆放柴薪。到1835年一場大火,教堂修院都夷為平地,剩下今天的遺址大三巴牌坊,到上世紀九十年代才改建為澳門歷史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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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5月6日星期一

《金魯賢回憶錄》


 
 




 
剛買了香港大學出版社出版的《金魯賢回憶錄上卷 絕處逢生》急不及待一口氣讀完了,讀後感慨萬千。尤其是閱讀後上網搜尋,才曉得金魯賢主教已於今年四月廿七日在上海逝世,享壽九十七歲。

 

我個人不認識,也未見過金魯賢,但因為過去兩年在上海工作,間中去聖堂,朋友之中也有幾位天主教徒,閒聊中得知他是上海的主教,很受到上海天主教友的愛戴,雖然高齡,在上海天主教會中仍然甚具威信。上海天主教會坐擁不少資產,財源豐裕,在內地恢復宗教活動後發展蓬勃,教友都說主要歸功金主教替教會把資產爭取回來。

 

金魯賢主教是一位備受爭議的人物,他是上海愛國教會承認的上海主教,同時也是羅馬教廷承認的上海助理主教,既與政府的宗教管理局保持良好關係,也處處維護上海天主教會的利益,向有關當局據理力爭。有些天主教人士對他排斥,懷疑他出賣教會和同袍,是個投機分子,這點我絕不同意。金主教一生為上海天主教會獻身,爭回龐大資產,上海天主教會才有近年來欣欣向榮的盛況,怎可以憑一些無法證實的傳言,對他妄加低貶?

 

金魯賢主教在《回憶錄》中並不避忌,頗為暢言月旦人物,例如他對原上海主教龔品梅的批評,說龔主教升任前未曾出過國,也沒有牧民經驗,當神父時一直只在法國耶穌會士屬下學校工作,處事能力不高,當上主教後只是任由上海的法國耶穌會神父操縱。又如他指摘解放初期不少外國籍和中國籍的神職人員只顧外逃,更出賣部分教會資產把現金帶走,沒有為共產政權下的教會發展和照顧教友作長遠計劃和打算,說來甚有道理。

 

金主教是耶穌會士,在《回憶錄》中談到留學歐洲時的一些耶穌會士師友,都是教會內受到關注的另類人物,例如他曾幾度拜訪提出神學進化論險遭打成異端的德日進神父(Tiehard de Chardin,曾參與發掘北京人),他的神學老師德呂巴克(De Lubac)也曾遭天主教會排斥,他另一位老師漢斯孔(Hans Kung)差點遭受禁絕;他的同學中有提出「解放神學」的,也有當「工人司鐸」被天主教會制止。怪不得《回憶錄》中幾次提到後來六十年代天主教會的「第二次大公會議」(書中稱為「梵二」)的改革,金主教雖然坐牢加上勞改十八年,一直與外間隔絕,提起來一點都不陌生,這些應該都是他在羅馬額吾略大學留學攻讀神學博士學位時的熱門話題了,且看《金魯賢回憶錄下卷》對此如何發揮。

 

《回憶錄》中有幾處提及香港,一是他1947年赴羅馬留學時途經香港,訪問了愛爾蘭耶穌會管理的華仁書院和華南總修院。當時兩家華仁書院都應還在舊校舍上課,今天的校舍還未興建。華南總修院即今天香港仔黃竹坑的聖神修院。金主教留學歐洲時曾去愛爾蘭耶穌會學英文,修院安排了一位年輕修士里德教他。里德後來在香港教書,曾當兩家華仁書院的校長,他正是我上中學時的校長黎列德神父(Derek Reid),後來在校園神秘被殺,棄屍垃圾桶。也是從《回憶錄》中得知,解放前管理上海天主教區的法國耶穌會遷移來香港,在亞皆老街賣了一棟洋房作總部。這原來是解放後上海天主教區的管理處,怪不得我們少時路過,覺得充滿神秘氣氛,這些法國耶穌會士不與香港天主教區來往,也不與華仁的愛爾蘭耶穌會士來往。這座洋房現已易手,正在拆卸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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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2月25日星期一

教宗辭職



教宗本篤十六辭職的消息,香港傳媒雖然仍見報道,但甚為膚淺,只是覆述本地天主教會的官式公告,訪問陳日君樞機主教也只見他重覆一貫護教反華言論,未見如英美傳媒般,介紹本篤十六上任後,梵諦岡教廷是否更加保守,引起全球教會內的更多爭議,尤其是在同性戀問題,神父戀童事件及是否接納女性當神職人員的爭議上,可能導致教會分裂。另外本篤十六的財政助理賬目混亂,牽涉公款私用的熱門新聞,也未見報道提及。從而得見香港傳媒的報道完全不及格,竟然沒有向頻頻在公眾場合嚗光的陳日君樞機和天主教正義回平委員會追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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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年中在上海的國際電影節看了一部影片:《教皇誕生》(Habemus Papam)(英文: We have a Pope),故事與教宗辭職的消息何其相似,不妨再引如下,讓大家回味一下:

「我特別欣賞《教皇誕生》。羅馬天主教教廷選舉新教皇,被選者不堪精神壓力出走,教廷人員努力掩蓋真像的喜劇,羅馬天主教對影片談到選舉教皇這個敏感話題當然不快,但相信天主教信徒會很受吸引,怪不得本片去年在不少天主教國家成為票房榜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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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天主教的羅國輝神父近日反而安排教友一同觀賞這部影片,改名為《落跑教宗》(教宗不見了!)見下面的介紹:

「前任教宗過世,世界各地主教們齊聚梵蒂岡互選新教宗。當梅密爾聽到自己高票當選,卻因承受不了壓力而瞬間崩潰,留下十多億在電視與廣場上苦苦等不到新教宗現身的民眾。梅密爾深愛上帝,但沒自信擔此重任。教廷於是找來權威心理醫師,甚至「保外就醫」,但這位「大爆走」的新教宗卻趁機落跑,混入茫茫人海,最後隻身來到充滿了觀眾與演員的劇場。在此同時,梵蒂岡的主教們也慢慢意識到,原來教宗也是凡人,搶救教宗大作戰正式展開......。」

【關於電影】
「每一任教宗過世後,樞機團會立即召開選舉教宗會議,從現有教區的主教中,票選新一任教宗(又稱羅馬主教)。由於西方國家以宗教治國,因此,唯一擁有至高無上權力的人正是教宗,那樣的權力等同君王,甚至高過政治。天主教國家的人們相信,教宗擁有的是來自天主所授的地位、權力,不容質疑;而教宗更是集崇高人格、完美人性於一身的聖者。
這場古老而秘密的選舉會議曾有過政治干預,導致1268至1271年出現教宗空位的情況。因此,里昂第二次大公會議在1274制定新令,強制教宗選舉人員必須鎖在宗座聖殿的西斯廷禮拜堂內,直到新教宗選出以前,任何人都不准離開。投票過程中,每位主教都有投票權,大家在選票上寫下心中人選的名字,最後唱票記名,票數最高者出任教宗,首席執事樞機會在立即在宗座聖殿正面的主陽台上,以拉丁語宣布這項喜訊。接著,新教宗現身並給予羅馬城、世界第一次的宗座祝福。由於教宗選舉非常盛大神聖,從所有主教進入西斯廷禮拜堂開始,到宣布教宗這段期間,來自世界各地的信眾、媒體都會齊聚西斯廷禮拜堂的廣場,等候新教宗選出,並接受首次宗座祝福。

熱衷討論各種議題,並以詼諧角度試圖對這些議題解套的南尼莫瑞提,繼2006年針對政治完成《鱷魚白皮書》後,挑戰宗教這個沒人敢碰的話題。《落跑教宗》是他以教宗選舉、任命為創作背景的最新作品,透過幽默詼諧的方式,刻劃人在失去自信、迷失自我時的各種反應,同時也嘗試探討神職人員最真實人性一面,帶領觀眾誠實面對自己。
【電影《落跑教宗》資料由前景電影公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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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朋友白水就教宗本篤十六辭職寫了一篇文章,未見傳媒刊登, 且也附在這麼,供大家同享:


教皇辭職

昨天二月十一號,聽到教皇本篤十六世宣佈辭職,晚餐時段法國國家電視臺用幾乎全部時間報導此事,可見法國非常重視這來的那麼突然的舉動.基本上,全球都有反應.可以算是2013大事.

2013年好像是大換班的年頭,世界很多地方都換首腦, 連那看來終身制很穩的教廷也跟上.梵蒂岡也是個國家,雖然不足六個球場大.作為宗教領袖,教皇統領全球各地的信徒.可以想像教皇是不易做的差事.

教皇辭職早有先例,在六百年前,1415年.他叫額我略十二世,做教皇是從1406年開始,共九年. 這段時期的天主教會非常亂,同時有幾個教皇.如果你去過法國南部旅遊,很可能到過亜威農的教皇堡,那就是西方教會大分裂的見證,多個教皇持續的鬥爭,各自為政,雙方都有一幫樞機主教.這些樞機主教可以算是教會的王子,基本上,新教皇是從他們中選出來的.

在教會史中,第一位未能做到死的那位教皇,額我略十二世是由只有為數十五位的樞機主教團在羅馬選出來,那是沖著亜威農的對立教皇本篤十三世(1394-1423)而選的.羅馬一方立下盟誓,如果亜威農那位退位,他們也會一樣退,然後再選.那是試圖結束西方教會長時期的分裂的辦法.兩方找中立的地談判,選定在義大利西北部的自治區利古里拉,但很快就背棄原初的念頭.額我略十二世的柯勒(Correr)家族和那波利的拉迪斯拉斯,出於政治理由,出面支持這位羅馬選出來的教皇;他們用盡方法阻礙雙方見面,同時,兩個教皇都怕被對方逮捕.

羅馬選出來的額我略也覺得選他出來的辦法不夠說服力,只有十五位樞機主教參與,不像樣.他下令可以叫的動的樞機主教們齊集于盧卡(Lucca),不准離城,再選, 但他一天間加封多四個樞機主教,都是他的侄子,其中一位後來又做教皇,尤金六世.其實,額我略在選前答應過,當選後永不封新樞機主教,但一下子就忘了.他急不及待為自己陣營壯聲勢.他雖然命令所有樞機主教不准離城,但終於有七位樞機主教靜靜的溜走了.他們去找對立教皇本篤十三談判,由他們召開大會,雙方教皇都退位,再選一個.

終於樞機主教在Pisa搞這個大會,但額我略十二和本篤十三都沒來,又是流產的廢會一個. 這時,額我略十二是被Carlo I Malatasta保護,後者到比薩參加會議.雙方樞機主教們經過十五次會議,終於在1409年六月五日通過一項決議,宣佈將兩個教皇都給廢了,另外選出只做一年教皇的亞歷山大五世.

這一廂,額我略十二搶時間,再多封十位新樞機主教,在亜奎利亜(Aquileia) 附近的Cividale del Fruiti 對著幹,開另一個大會,宣佈本篤十三和亞歷山大五世都是偽教皇,是分裂教會的壞蛋.但沒人理會他.

終於拖到1415年,公佈額我略十二世退位;事先已經談妥條件,教皇一人可以退,但先前已冊封的樞機主教一律不動.這就保護好柯勒家族的利益.他本人分管弗拉卡特(Frascati),任主教職,兼教廷樞機主教團主席.領安科納(Ancona)永久公使銜.大權仍占著不放.大會廢了對立教皇.西方教會的大分裂終於劃上句號.

雖然額我略十二世退了位,他終能安渡餘生.1417年逝世.

繼任的馬汀五世是在1417才選出來.換句話說,兩年教會沒有教皇.這點跟現在的本篤十六不同,昨天已宣稱,復活節前應有新教皇選出.還有,本篤十六已講明白,不會回家鄉德國,而留在梵蒂岡內一所隱修院退隱.馬丁五世死後, 由額我略十二冊封為樞機主教的侄子登上教皇的寶座上,取名為尤金四世.他二十四歲時,叔父使他成為教會王子樞機主教,分管錫耶納(Sienna),但當地人民不歡迎他,他是來自威尼斯,身為外地人被拒;他覺得沒所謂,回去幫叔父管教會的財政.大權獨攬.當他的叔父逝世,他願意馬汀五世登位,事先已有密約,將來繼位就是他.在馬汀五世期間,教會一半收入歸幕後的他所有.利害吧!

當時這種走馬燈地換教皇,反映什麼呢?都不是不同的政治,經濟勢力的博弈結果!

誰能聯想到現在的教皇宣佈裸退後面隱藏什麼不為人知的原因呢!


白水
巴黎二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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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2月18日星期一

十字軍東征




近月來因工作環境的重大改變,減少了閱讀,也抽不出時間寫讀書筆記,故此在網誌發表的讀書筆記大大減少。幸好近兩周高峰剛過,加上春節假期,時間比較充裕,可重新執筆,希望能夠繼續下去,朋友知我者諒我。

半年前讀完了Jonathan Reiley-Smith(韋利斯勿夫)編的”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Crusades”(牛津十字軍東征史),一直想好好談談。本書編者韋利斯物夫是劍橋大學教會歷史教授,對十字軍東征歷史熟悉自不待言˒內容繁複豐富,提出的不少史實錯綜複雜,提高了讀者的閱讀趣味,能比較完整論述十字軍東征這段歷史。

十字軍東征從公元十一世紀跨越至十七世紀,六百多年的戰爭和殺戮,時間之長,範圍之廣,影響之深,塑造了後世歐洲以及中東的阿拉伯世界。戰爭範圍除了我們想當然的環繞爭奪巴勒斯坦地區控制權的戰爭外,其實還包括今天的西南歐的法國和西班牙、東歐的巴爾幹半島、北歐波羅的海地區,稱之為十字軍東征,容易帶來誤解。

本書選擇不同題目的論文結集,除了描述戰爭本身外,也涉及中東地區伊斯蘭世界的藝術和建築對後世歐洲的影響,他們對古希臘思想和學術的保留,傳播和研究,在數學、化學和天文學上的發展,其實當時比歐洲要先進多倍。中東伊斯蘭世界內部的政治爭鬥和分裂、爾虞我詐,也間接幫助了十字軍東征的成功。書中也談及十字軍東征的融資和財政管理,當時與中東貿易的主要城市,如熱那亞和威尼斯兩地,為十字軍東征提供資金和海軍運輸和支援,協助歐洲軍隊稱霸地中海。歐洲世界與伊斯蘭世界除了戰爭以外,還同時保持緊密貿易關係,十字軍在巴勒斯坦建立的幾個城市據點,雖然在十字軍及伊斯蘭軍隊之間幾度易手,其實也是當時的貿易要塞,並未中斷。

我特別感興趣的是書中頗為詳細談及因十字軍東征而成立的幾個半軍事半宗教性質騎士修會,如較多人知的聖殿騎士團(The Templars),本來職責是保護聖城耶路撒冷,最後因在歐洲不同國家和封邑影響力太大,財富累積太多,惹起各歐洲王公貴族妒垂涎,被打成異端,遭教廷解散。其他還有馬耳他騎士團(Knights of Malta),一直以地中海馬耳他島為基地,保護去耶路撒冷的朝聖者,後來發展出醫院騎士團(Knights Hospitaller)和聖約翰騎士團(Knights of St. John),今天的聖約翰救傷隊是他們的旁支。至於征戰北歐的,卻主要是條頓騎士團(Teutonic Knights)。這幾個騎士修會一方面與俗世王公貴族聯手,征戰搶掠,另方面又互相爭權,水火不容,最後不是被俗世王公貴族收編成為個人擴張霸權的私器,便是被俗世王公貴族殲滅,財產全遭沒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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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7月18日星期三

申爾福

我很喜歡聽天主教額我略大調(Gregorian Chant)的歌曲,市面上買了四、五張的不同版本光盤,每次聽其中的歌曲詠唱,雖然唱的是拉丁文,大部分歌辭都不甚了了,聽來仍然覺得很熟悉。部分原因是少年時代去教堂較多,參加天主教的青少年團體,在禮儀慶典中唱過其中一二。


這些歌曲教會內相傳是在公元七到八世紀時,由當時的教皇額我略一世叫人編寫的,所以叫額我略大調。不過,後來考證,當時還未懂使用音符來記錄歌曲,讓大家學習傳播。較權威的說法,是這些歌曲是很長年代收集,使用在天主教的不同儀式上,經中世紀的修道院唱詠保留下來的,約在公元十四世紀期間釐定。其後曾幾經修訂,也經歷過多番起落,現存的版本是在十九世紀修訂的。

除了部分歌曲引進一般的聚會慶典外,大多數的額我略大調都只是在天主教修道院中每天的敬拜儀式中吟唱。修道院吟唱時都是清唱,不設樂器伴奏。僧侶教士認為人的嗓子才是天籟,比任何樂器優勝,特別適合詠唱讚頌上主的歌。所以我們買到的額我略大調光盤,都是在修道院灌錄,由男修士錄的是全男聲,由修女錄的是全女聲。

要加深對額我略大調的認識,我推薦”Learning about Gregorian Chant -- from the Abbey of St. Peter of Solesmes, France”,是法國索林姆聖比埃修道院出版的CD,內容對額我略大調的源起,演變及一些天主教彌撒中時常詠唱的歌曲的來源清楚解釋,通過索林姆聖比埃修道院修士的演譯唱出。

額我略大調的歌曲中,我最喜歡的是修道院晚禱時唱的Salve Regina, 意譯為「母后萬福」, 天主教會早期通稱《又聖母經》:

申爾福、 天主聖母、仁慈之母、我等之生命、我等之飴、我等之望、申爾福。旅茲下土、厄娃子孫、悲懇號爾、於此涕泣之谷、哀漣嘆爾。嗚呼、祈我等之主保、聊以迴目、憐視我眾。及此竄流期後、與我等見爾胎、普頌之子 耶穌。吁。其寬哉、仁哉、甘哉、童貞瑪利亞。天主聖母、爲我等祈。以致我等幸承基利斯督所許之洪錫。亞孟。

利瑪竇時代的中譯,全文言,頗深奧,我小時念過,能記憶,但對內文不甚了解,一般教友大概很難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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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6月19日星期二

普魯士

我們這一代接受的西方文化歷史教育其實很不夠,尤其是中學階段,上歷史課時的課本是辦學團體耶穌會的神父編的,把西方歷史(當時叫世界歷史)等同天主教會歷史,只是很零碎的聽過讀過一些天主教故事和人物,但無法把這些零碎的資訊串起來,要到中四因為修讀中學會考課程才改變。

近來陸續讀了一些有關西方文化歷史的書,眼界大大擴闊,例如剛讀完由德國學者兼記者哈夫納著的《不含傳說的普魯士》,頗有助增加對近代德國立國的認識,更全面了解歐洲人的想法。

我認識普魯士是從拿破侖戰爭後開始,在維也納和會上位列五強之末,是德國的前身。十九世紀後期,作為德意志邦聯一員的普魯士向奧地利和法國發動戰爭,促成德國統一。《不含傳說的普魯士》說,歷史上的普魯士其實是神聖羅馬帝國管治下德意志貴族封邑其中幾個分散封邑併湊而成的,沒有完整國界連結一塊,也不是個單一民族國家,除了日耳曼人外,還包括波蘭人和斯拉夫人。所以,普魯士作為一個國家的興起,是通過軍事力量擴張吞併,本質上是由多民族拼湊而成的。正是因為普魯士沒有歷史上的認同,完成統一德國的大業後,它自己再無法保持德國聯邦內的獨立身份,反過來被德國融合掉。普魯士統一德國 ,也不是跟循拿破侖戰爭時期興起的民族國家(Nation State)精神完成的,因為普魯士著意排除日爾曼人之中最強大的奧地利,即是原來神聖羅馬帝國的哈布斯堡王朝加入,結果今天的德國和奧地利都是以日爾曼民族為主的國家。

這些歷史脈絡或者可以幫助我們更容易了解歐洲人的思維:用武力去侵略吞併別國是常見行為,歷史一貫如此,不覺得有何不對。一場大戰後,隨便把一個地區民族分割,交給其他戰勝國作為補償,也是慣常安排。最佳例子是維也納和會上的分贓,把波蘭肢解,這便是地緣政治論者津津樂道的勢力均衡。他們在歐洲如此,在亞洲和非洲也是如此。義和拳之亂後,八國聯軍入侵中國,有意把中國瓜分,按當時歐洲人的邏輯是完全合理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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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6月7日星期四

徐家匯

上海市政府近年悉心打造徐家匯作為城市旅遊區,因為這裡見證了上海的城市發展歷史,是四百多年東西文化的交匯點。

徐家匯的出現要比上海市早,明末高官兼首批天主教徒徐光啟的墓園坐落於此地。徐光啟得遇來華傳教的天主教耶穌會教士利瑪竇,受感召受洗入教,聖名保祿。徐光啟後來仕途順暢,官至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是介紹西方科學來中國的先驅,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人物。徐光啟是上海近郊松江人,後來子孫遷居來他墓園一帶,故命名為徐家匯,徐家匯有長遠的天主教歷史。

自從康熙禁教後,天主教在中國陷入低谷,直到鴉片戰爭後,上海被列為五口通商的商埠之一,以法國為首的天主教士到來,選中上海鄉郊的徐家匯作為基地,在這裡大興土木,建了教堂、修院、神學院、藏書樓、天文台和學校,後來還開辦了育嬰堂和孤兒院。現時座落徐家匯的上海天主教總堂聖依納爵堂,是法國人建的歌特式建築,是今天的上海人拍婚紗照的要點。這裡的藏書樓仍在,收藏不少解放前出版的外文圖書。上海氣象局是法國人創立的天文台的延續。如果細心觀察徐家匯區政府辦公樓的建築風格,不難看出部分大樓是利用舊時的修院建築。這裡的幾家著名中、小學如徐匯中學,上海四中,解放前都是天主教學校。

徐光啟是明朝第一個成功來中國傳教的天主教神父利瑪竇的學生和好友,他們兩人合作翻譯西方數學和科學書籍為中文,包括《歐氏幾何》、《測量法義》等。利瑪竇出生地意大利馬切拉塔近年來努力爭取羅馬教廷把他列入真福品,上海天主教會也爭取羅馬教廷把徐光啟列入真福品,遙相呼應。


*對天主教歷史有興趣的朋友,可參加六月九日(星期六)在尖沙嘴舉行的一個講座:

Title: "Portrait of a Friendship: Matteo Ricci & Xu Guangqi 亦師亦友:利瑪竇與徐光啟"
Date : 9th Jun, 2012 (Sat)
Time : 2:30 PM - 4:30 PM
Venue : 商務印書館尖沙咀圖書中心
九龍尖沙咀彌敦道132號美麗華商場
B1地庫B1007-1010號舖

http://www.cp1897.com.hk/activity.php?id=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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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2月17日星期五

再談禮儀之爭

崔維孝著的《明清之際西班牙方濟會在華傳教研究》,對明清之際中國天主教發生的「禮儀之爭」的歷史作了深入探討。「禮儀之爭」是明清時期來華天主教士之間的重要爭辯,關係到天主教屬下耶穌會、方濟會(方濟各會)、道明會和奧斯定會之間對中國敬孔祭祖習俗是否接納,及源於葡萄牙和西班牙兩國政府之間在遠東的貿易利益衝突和傳教權的劃分,最後因為法國的巴黎外方傳教會的加入,令矛盾變得白熱化,提升到羅馬教皇與清帝之間的衝突,清廷實行禁教。

「禮儀之爭」的起因,是因為最早來華的耶穌會教士利瑪竇及其長上范禮安接納中國人的敬孔祭祖習俗,認為敬孔祭祖並非偶像崇拜,容許中國教徒繼續進行,反對者認為中國人的敬孔祭祖習俗是偶像崇拜;另對「造物者」(Deus)的中文名稱,利瑪竇主張採用中國人的習慣,「天主」、「天父」、「上帝」、「天」都容許,反對者主張音譯為「陡斯」,利瑪竇的主張被稱作「利瑪竇法則」。早期來華的耶穌會教士以皇室和士大夫為傳教目標,「利瑪竇法則」顯然有助天主教爭取社會上層的支持。其實耶穌會教士之中也並非鐵板一塊,不少人對「利瑪竇法則」有所保留,利瑪竇的繼任人龍華民便反對「利瑪竇法則」,不過,這只限耶穌會修會內的爭端。

到了十七世紀明末,西班牙的兩個托缽僧侶修會:方濟會和道明會從美洲繞道菲律賓,在福建登陸來華傳教。耶穌會壟斷北京的傳教地盤,只讓他們在福建、山東等地駐紮。天主教教士互爭地盤,引起了對傳教方式和信仰內容的爭執。一方面是西班牙教士迷信船堅甲利,力主動用武力強行打開中國大門,建立如美洲般合軍事、經濟、政治和宗教於一體的傳教區(Mission,現時美國加州還留下不少由方濟會教士建立的傳教區遺址,加州的大城市都有以Mission為名的分區和街道),與葡萄牙皇室支持的耶穌會教士主張的友好政策背道而馳。另方面,方濟會是托缽僧侶修會,教士衣衫襤褸,赤足行乞,沿用他們在歐洲的傳教方式,向市民大眾傳教,走進市集高舉十字架,宣佈大家都是罪人,要求群眾悔改奉教,也以與穿著舉止如士大夫讀書人,以學識辯論見稱的耶穌會教士截然相異。

當西班牙教士得悉耶穌會接納中國信徒的敬孔祭祖,便著手收集「利瑪竇法則」的黑材料,斥為異端,由道明會的黎玉范和方濟會的利安當寫成報告,由黎玉范帶往羅馬,呈交羅馬教皇,要求教廷明令禁止,正式開啟了天主教會內的「禮儀之爭」。耶穌會教士被迫回應,維護行之有效的中國傳教傳統,兩派教士爭個不亦樂乎。崔維孝著的《明清之際西班牙方濟會在華傳教研究》,主要便是扒疏方濟會的文獻,重新研究當時的歷史真相。

「禮儀之爭」的發動者黎玉范和利安當兩人根本不懂中文,只靠學識不高的人當翻譯,當然也不明白「利瑪竇法則」接納敬孔祭祖的真意。到了十七世紀中葉,來遠東的歐洲國家勢力變動,葡萄牙和西班牙開始衰落,法國起而代之,巴黎外方傳教會的陸方濟得到教皇委派為全權代表,來華迫令教士宣誓效忠,放棄「利瑪竇法則」,衝突公開。他們還特別向清廷陳述教皇指令,結果惹起康熙的憤怒,覺得這些化外之民連敬孔祭祖的中國高尚傳統也不容許,決定禁教。康熙死後清廷才正式禁教,天主教在華活動全面停頓,外籍教士全數被驅逐去澳門,不少中國教眾也因為教會禁止敬孔祭祖退出教籍。

有趣的是,是時西班牙方濟會已改變在華傳教的策略,放棄衣衫襤褸,赤足行乞的傳教方式,改為開辦醫院,建立教區,接納敬孔祭祖,要求派遣有知識的教士來華嬴取民心。他們在華傳教成功,實質上已向「利瑪竇法則」靠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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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2月17日星期六

失竊的加百利

書店偶拾的一本推理小說,台灣譯為《失竊的加百利》,原名為意大利文《Lo Strappo》,「扯畫」(把壁畫從壁上扯脫的技術)的意思。


加百利是大天使St. Grabriel的中譯,天主教譯作嘉俾額爾(嘉俾厄爾),即是聖母領報時出現報喜的天使,一向畫成手拿百合花,其他場合出現的畫面,可能身穿盔甲,持劍或長矛。加百利同受猶太教、基督教及伊斯蘭教尊敬。

這本推理小說所以吸引到我,當然是因為其宗教背景:博物館館長被殺,一名大學的阿拉伯研究專家教授神秘失蹤,都是源於原本藏在意大利南部一個曾經由隱修士居住岩洞裡的一幅古代壁畫,被牆壁遮檔好幾百年後,被人發現開掘。有某方面勢力要毀滅壁畫,殺死知情者,因為這幅壁畫顯示了大天使加百利接見了三個隱修僧侶,包括天主教隱修院神學家聖百爾納鐸(St. Bernard)和伊斯蘭教始創人穆罕默德,這幅壁畫可證明天主教和伊斯蘭教同源,可以和平共存。

故事明顯著意模仿《達文西密碼》,兩者都有一個魅力四射的大學教授,研究某些古代知識;兩者都由一個博物館館長被殺開始,引出一系列謀殺情節。只不過《達》書的超級殺手是個「主業會」(Opus Dei)的凶悍修士西流士;《失》書的則是美籍車臣殺手,背景沒有清楚描述。《失》書的重心是「扯畫」技術,雖然初看陌生,多看幾遍便懂;《達》書則從關係耶穌後人世系的「聖杯和聖血」(Holy Blood & Holy Grail),拉到因在中世紀受羅馬教廷迫害湮滅的「聖殿騎士團」(Tamplars)背景,不熟悉教會歷史可能體會不出其中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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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8月29日星期一

閱讀教堂




今天的香港人多了去歐洲旅遊的機會,無論跟旅行團還是自由行,行程景點中都不乏參觀教堂和博物館,每個城市都是如此,甚為重複,聽說有人回來後對旅行團選的名勝景點不無怨言,來來去去都是重覆看教堂和博物館,覺得乏味至極,多留點時間讓大家去購物豈不是更佳?

大家抱怨的部分原因,問題在個人口味和藝術修養,但也是旅行社如何針對不同旅客群編排行程的困難,這裡不談。如果抱著多參觀多學習的態度,既然基督教(包括舊教新教)是歐洲文化歷史的重要組成部分,教堂的建築已經是歐洲的重要文化表現,藝術性高,都是幾百年來累積的建築美學結晶,教堂內從天花、壁畫到雕塑,很多都是文藝復興大師的傑作,有機會到此一遊,開開眼界是難得機會,錯過了實在可惜。與其抱怨,不如改變一下自己,想想應從什麼角度去欣賞一座教堂。

英國學者理查德泰勒的《發現教堂的藝術》(How to Read a Church)(李毓昭譯,北京三聯版),對不熟悉基督教《聖經》和歷史的讀者,是參觀教堂前很重要而且合適的參考讀物。書中詳細列出《新舊約》裡的重要故事,援引教堂的實例,向讀者介紹《聖經》的原文和故事的出處。尤其《新舊約》裡人物的簡單故事和動、植物的象徵符號,不是書中介紹,就算身為教徒也可能會忽略。我雖然自小在天主教受洗,上教堂很多,自問對《聖經》也算熟悉,從書中也得益甚多。尤其是教堂裝飾的小節,都是讀後才加深認識。

不過,本書附的圖片和解釋,不少都來自英國的教堂,取材範圍比較狹窄,如果多引歐洲最多遊客參觀的重要教堂的例子,如羅馬的聖百多祿教堂、巴黎的聖母院、科隆主教座堂等,對讀者會更有吸引力。或者有那個有心人會完成這樁功德,白水兄,義不容辭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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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6月24日星期五

土山灣




談中國近代出版業的開始,大家都把注意力集中上海,原因是上海在五口通商後,發展迅速,居滬洋人帶來新式活版印刷機印製報紙,培養出華籍印刷工人,後來有洋人撤資,由中國人接手,遂開展了中國人社區的出版業。1897年創辦的上海商務印書館,便是在這個背景下產生的。

商務印書館成立後剛好遇上滿清末期的教育改制,取消科舉轉辦西式學校,商務成為重要的教科書出版商。後來的中華書局,是部分職員離開商務,另立門戶,同樣走出版教科書老路而躍起的競爭對手。

談起中國近代出版的老資格,不能不提1867年成立的土山灣印書館。這是上海一所天主教會的出版社和印刷廠,率先引進鉛鑄活字、柯羅版印刷機和大型石印機。編輯出版的除了教會讀物外,也包括教科書和學術著作,而且中文外文圖書都有出版,直至1949年才因法國天主教會退出中國而停止運作。




土山灣印書館的印刷廠是天主教徐家匯土山灣孤兒院的技藝教育部分,是教會為了收養當地孤兒,教他們學習眾多謀生技藝之一的地方。除了學習印刷及關聯的設計和美術外,其他技藝包括五金、照相、造鞋、製造教會用品等。其中的美術雕塑,更成為中國西洋美術教育的濫觴,被徐悲鴻譽為「中國西洋畫之搖籃」。




土山灣培養的藝術家,有專攻水彩和廣告的徐詠青、名雕塑家張充仁、解放後的黃楊木雕塑大師徐寶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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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6月7日星期二

發現徐家匯



(聖依納爵堂)

路過上海的遊客,很容易忽略徐家匯的風格。這裡不是外灘,著名古舊建築物矗立,讓遊客發思古之幽情;這裡不比淮海中路,高檔名店不缺,供摩登女士「血拚」;這裡不如南京東路,人潮洶湧,讓鄉下人體驗中國第一大城市的親和。

徐家匯本來是上海的鄉郊,取名來自幾條河溝聚匯的徐氏家族故居老宅,是明代最早期皈依天主教的高官士大夫徐光啟的祖居,他與利瑪竇合作,翻譯歐洲幾何學和天文學的著作,把先進的西方科學和歷法介紹到中國。這裡的徐光啟墓園,今天仍然開放給遊人憑弔。

徐光啟墓園附近,有座曾經是中國最大的天主教堂-- 聖依納爵堂,二十世紀初由法國耶穌會興建。這座哥德式的高聳尖塔教堂,一直是徐家匯的重要地標,今天還是上海天主教的主教座堂,吸引不少新婚夫婦到來拍結婚照。



(藏書樓)

徐家匯天主教堂旁邊,有一座兩層高,建於十九世紀的古舊建築物,原本是耶穌會修院的藏書樓,現改為上海圖書館的外文古籍館,擁有超過五萬冊藏書,大多數是絕版孤本,供讀者查閱。其藏書庫簡直是個寶藏。天主教堂後面是一所校園甚廣的中學,名徐匯中學,本來是法國耶穌會辦的學校,其中一座都鐸式教學樓,建於二十世紀初,很令人矚目。教堂對面隔著馬路的古舊建築,原是天主教女修院,現在部分拆卸,餘者闢為本幫菜食肆-- 上海老站,裡面裝飾仍見女修院的痕跡。遠觀建築物前面牌樓,仍保留原來的巴洛克建築風格。





既然提起上海徐匯中學,不妨多談點細節。

徐匯中學是上海久享盛名的天主教中學,由法國耶穌會創辦,成立於1850年,初期分別有專門培養天主教士的聖依納爵公學,和對外開放的徐匯公學,後改名徐匯中學。解放後從天主教中學轉為公立中學,由純男校轉為男女校。台北天主教會還另立一徐匯中學以作繼承。前文提及的古老建築物現叫崇思樓,建於1917年。徐匯中學著名校友包括中國近代教育界名人馬相伯,他本是耶穌會神父,後還俗,致力推動中國的現代教育,曾任徐匯中學校長,協助天主教會開辦上海震旦學院和北京輔仁大學。他也曾與教會意見分歧,另創復旦公學,即今天復旦大學前身。徐匯中學其中一著名校友是中途被逐出校門的名作家和翻譯家傅雷,世界名鋼琴家傅聰的父親。

徐家匯天主教堂對面的聖衣會修女院,即今天的上海老站後面,有一所天主教女中學,成立於1855年,後與啟明中學合併,改名天主教啟明女子中學,是昔日上海的名女校。校園內有一棟建於1867年的大樓,紅磚灰柱,文藝復興建築風格,本來是修女院的部分,現今命名啟明樓。啟明女中解放後改名上海第四中學,香港五、六十年代別出一格的明星兼歌星葛蘭,是他們校友。距上海第四中學不遠,是另一家專門培訓教師的類思師範學校,後改名徐匯師範,天主教會1870年創辦,專門訓練天主教學校教師之所,民國後師範學校改為公立, 全由政府出資管理,校舍移作他用,曾改為職業訓練學校,現時是徐家匯小學名校 -- 匯師小學。

聖依納爵堂附近有中國科學院屬下的氣象研究所,及上海天文台,都是原來上海天主教會管理的天文和氣象研究機構,從利瑪竇來華開始,中國的天文和氣象研究一直是天主教耶穌會的管轄範圍。附近的上海徐家匯區政府建築群,細心留意,部分大樓不難窺見西方古老建築風格,解放前是徐家匯耶穌會修院的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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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3月1日星期二

再說吳歷



稍前談杭州看古人書畫,曾提起過明末清初的詩人畫家吳歷,且多談幾句。

吳歷是江蘇常熟人,寫詩師從錢益謙,寫畫師從王時敏,都是一代名家。錢益謙是東林領袖人物,曾出仕南明小朝廷,清軍南下後投降,仕新朝不久辭官離去,歸隱山林。這段出仕清朝的經歷,在南明諸生中,被目為他人生的污點。吳歷跟他學詩,應是在其歸隱之後。王時敏也是明末諸生,董其昌的學生,以文人畫名,入清後未有出仕。吳歷有機會拜在兩位名師之下,當然也屬家勢顯赫。





吳歷靠賣畫為生,終生不仕,家境應該不會太好。他曾結婚兩次,第二任太太逝世後,到五十歲才立心修道,在澳門的三巴學院(聖保祿學院,在今天的大三巴牌坊旁邊)加入耶穌會當修士,算是老學生了。他的詩作有講自己一把年紀學習拉丁文的困難,可參看他的《三巴集》。澳門學道期間,他還寫了好幾首談澳門風景和華洋風俗的詩,有助我們了解昔日澳門華洋雜處的生活。因為身為教士,對天主教有一定認識,所以能避免屈大均在《廣東新語》中以訛傳訛式,以西洋婦女進教堂朝拜,說成是為了求子,與教士交合生聖子那般荒謬的誤解。吳歷後來回家鄉晉鐸傳教,還寫了不少傳播天主教的文章。



吳歷的畫作留存不少,收藏最多是上海博物館,不過並不經常展出。上世紀八十年代,香港藝術館曾組織過「清初六家與吳歷畫展」,出版過譚志成館長的《清初六家與吳歷》,是近年代較早談吳歷的書。

北京中華書局出版了兩種內地學者張文欽寫有關吳歷的書,一是《吳漁山集箋注》,裡面收錄了吳歷的重要著作,包括寫澳門學道感想的《三巴集》,一是《吳漁山及其華化天學》,談他對天主教的詮釋,都很值得一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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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2月9日星期三

額我略大調




宗教音樂之中,額我略大調(Gregorian Chant)是個異數。羅馬天主教會相傳,是公元六世紀的教宗額我略(Gregory the Great) 綜合當時的教會音樂定下來的,說起來有一千五百多年的歷史。到今天為止,天主教會的聚會(彌撒)還會間中唱出源自額我略大調的歌曲,可謂源遠流長。

不過,額我略大調最多吟唱之地,是遍布世界各地的隱修院。他們較不受上世紀六十年代梵蒂岡大公會議後,天主教會決定現代化世俗化的影響,依然我行我素,保持傳統,每天誦經和彌撒還保留使用拉丁經文,吟誦的依然是額我略大調。

本來這些屬於隱修院的音樂與眾無關,一向不受大眾注意。但是上一世紀70、80年代,由一西班牙本篤會隱修士錄下的一輯每日吟唱的額我略大調,在九十年代經EMI重新包裝發行,進而風靡全球,竟然擠進了白金唱片之列。這輯CD是:”Canto Gregoriano: Coro de Monjes del Monasterio de Benedictino de Santo Domingo de Silos”(額我略大調:由西流士聖杜鳴哥本篤會隱修院的隱修士合唱)。




兩年前另一輯額我略大調再次成為大眾話題,Universal Records出版了另一張CD,”Chant: Music for the Soul”(大調:為靈魂而作的音樂),演唱者是德國熙篤會隱修士(the Cistercian Monks of the Stift Heiligenkreuz Monastery),也是一推出便大受歡迎,在英國和德國都上了暢銷榜。熙篤會是在本篤會隱修院傳統下的改革派,遵從院規更嚴。香港大嶼山大水坑有所熙篤會的隱修院,叫聖母神樂院,不過近年來逐漸入世。他們生產的十字牌鮮奶曾經很受歡迎,可惜現今牛場已關閉,把商標出售分紅。




我收藏的另一輯額我略大調是法國Solesmes本篤會隱修院的製作。幾年前遊法國,承蒙老朋友白水接待,約了另一老同學文輝特別駕車去訪Abbaye St-Pierre de Solesmes(索林的聖伯多祿隱修院),聽了他們一場彌撒,漫步寧靜標緻的小村莊,還在村內的Grand Hotel 享受了一頓法國美食。St-Pierre de Solesmes 修院一直致力整理和改編額我略大調,是天主教這方面的龍頭大哥,出版各種額我略大調的歌曲甚多,貢獻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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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6月18日星期五

利瑪竇 -- 東西文化交流的先驅





今年的5月11日,是天主教耶穌會教士利瑪竇逝世四百周年紀念。就我所知的紀念活動,已有台灣國家圖書館「利瑪竇紀念展覽」,和輔仁大學的「紀念利瑪竇逝世4百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期間並舉辦《科學與藝術之間-耶穌會士卜彌格作品展》、《利瑪竇時代及其友人書跡展》、「利瑪竇-龍之國度」的耶穌會士紀錄片首映等活動。


北京首都博物館在二月開始,舉辦由中國文物交流中心與義大利馬爾凱大區政府合作推出的《利瑪竇——明末中西科學技術文化交融的使者》展覽,展示了當時中國和義大利科學技術文化藝術的輝煌。意方精選了包括拉斐爾、提香等文藝復興大師佳作在內的72件展品。這個展覽接著移師到上海、南京和澳門舉行。


美國華盛頓的國會圖書館也展出了利瑪竇在明朝萬曆年間製作的世界地圖,顯示了該館對利瑪竇逝世四百周年紀念的重視。


利瑪竇是一手把現代的西方文化和科技發展帶來中國,同時把中國人的學術、思想和文化介紹給歐洲,促進中國與西方文化交流的開創者,他對東西文化交流的貢獻至鉅。


利瑪竇來華目的是為了傳教,但他大膽改變當時歐洲天主教士高高在上,把非我族類全部當作無知蠻族,奉行征服同化的粗暴陋習,改而虛心學習傳教對象的文化風俗。他來中國後學習中文,研究中國傳統思想,與士大夫階層論交,以平等尊重的公開辯論方法,嬴得有識之士的尊敬。他爭取回來的中國第一代天主教徒如徐光啟、李之藻,都是明朝大臣中的表表者,有理有節。先被利瑪竇介紹進來的世界地圖、西方曆法、幾何、自行鐘技術所折服,進而接受天主教義,領洗入教。


利瑪竇了解中國文化,認為中國人敬孔祭祖並非偶像崇拜,而是對祖先和古代聖人的尊敬,傳教時主張保持中國人的良好傳統,嬴得中國士大夫階層的接納,也為中國的傳教事業打下良好基礎。


對利瑪竇的權宜政策,天主教會中不乏反對聲音,尤其是當時以菲律賓作傳教基地,依仗西班牙皇室支持的天主教托缽修會如道明會、方濟各會和思定會等蠢蠢欲動,想打破依仗葡萄牙皇室支持的耶穌會壟斷的中國傳教特權。葡萄牙和西班牙兩個國家爭奪東方殖民地利益的衝突,加上各天主教修會間互爭傳教特權的內鬨,把本來無關教義,由利瑪竇一手訂立,容許中國天主教徒敬孔祭祖的權宜策略推翻,導致與康熙朝廷一發不可收拾的正面衝突。最後演變成天主教在中國的「禮儀之爭」,釀成天主教會在1720年被驅逐出中國的教難。要到1939年,教廷才正式承認中國信眾祭祖敬孔為社會習俗,而非異教的偶像崇拜。


正是因為「禮儀之爭」帶來的教會內部矛盾,利瑪竇列聖品的討論,要遲至1984年才提出,但不成功。今年利瑪竇在意大利馬切拉塔出生地教區的朱利奧多利主教(Claudio Giuliodori)又再提出利瑪竇列真福品的討論。主教表示,利瑪竇「進入中國文化,但沒有喪失自己,並通過一種方式向這個文化介紹福音的要義」。主教說,利氏與中國人的關係「是以尊重的態度在對話的處境中展開,但他沒有忘記傳揚福音的使命」。

剛好讀了上海博物館編的《利瑪竇 – 行旅中國記》,是上博為《利瑪竇——明末中西科學技術文化交融的使者》展覽編的特刊,書內附了不少珍貴圖片,相信是這個展覽的重要部分。書內有朱維錚等多位上海學者甚具睿見的研究和分析文章,值得細讀。

《利瑪竇——明末中西科學技術文化交融的使者》展覽現正在南京展出,下一站將是澳門。友儕間已經熱烈討論如何組織澳門之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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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5月16日星期日

都靈裹屍布




羅馬教皇本篤十六世專程去都靈的聖若望洗者大教堂(Duomo di Torino),參觀(參拜?)四至五月間展出的著名「都靈裹屍布」(Shroud of Turin),外電都有報道。香港傳媒也有一二刊登,但語焉不詳,大概是因為編輯對這段報道的歷史不大了了,也不明白其重要性。

「都靈裹屍布」是天主教會中一項備受爭論的聖物。傳統教會人士相信,這是一塊耶穌在十字架被卸下時,包裹他屍體安放入墓室的布塊,布上還殘留著血跡,如通過黑白影像,其中部分還隱約可以辨認出一個男子面容。這塊裹屍布從十六世紀開始在聖若望洗者大教堂存放,成為鎮堂之寶。

上世紀六十年代,教會曾批准幾所世界知名大學的科學家組成研究小組,從裹屍布上抽出纖維作碳放射化驗,以決定真偽。化驗結果說,這些纖維應屬公元十四、五世紀產品,但不被教會接納。誠心的教眾,當然不會接納這塊裹屍布是膺品的鑒定。

其實嚴格來說,就算這塊布被鑒定是公元世紀初的產品,也只能說是沾上某人血跡,沒有辦法證明曾用來包裹耶穌基督。同樣聲稱是耶穌裹屍布,在公元十四到十六世紀都屢有「發現」,法國和意大利都有教堂收藏。

記得艾科小說《玫瑰的名字》中,一次修道院的院長炫燿他珍藏的一個據說用釘耶穌的十字架聖木製造的小十字架,威廉教士向他的徒弟亞德索說:各修道院珍藏用聖木製造的小十字架合起來,恐怕要砍掉整個森林的木材才足夠。

教皇本篤十六世此次也只是把這塊展品稱為「聖像」(Icon),沒有叫作「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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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5月5日星期三

《玫瑰的名字》新譯本



三十年前初讀艾科(Umberto Eco)的中世紀推理小說《玫瑰的名字》(The Name of the Rose)大為驚嘆,許為劃時代之作。艾科是個意大利博洛尼亞大學的符號學家,卻提筆寫推理小說,有點驚世駭俗。


《玫瑰的名字》發表後,很多讀者佩服之餘,也感覺讀來吃力。令人佩服,是因為作者靈活運用他的教會歷史知識,把故事放到一個意大利北部的修道院背景,側面寫出十二世紀天主教的內部鬥爭:一方面是神聖羅馬帝國皇帝與教皇之爭,教士分成兩派,爭權奪利,引致天主教分裂,曾經弄到同時有三個教皇,互逐出教,令一般教友無所適從。另一方面是天主教內兩個托砵僧會:道明會與方濟各會之爭,其中特別突出方濟各會內的「屬靈派」,他們宣揚神貧,鼓吹天主教會和教士放棄世俗的財產,與窮人認同,認為這才是耶穌基督降世救贖世人的真正意義。「屬靈派」的神貧論,當然不獲擁有大量世俗財產和權力的教皇認可,同時也惹起修會之間的的教義互爭,爭議激烈,後來演變成利用宗教裁判所的異端審訊,把異見者打成異端,酷刑廹供,一經定罪,施以火刑。中世紀天主教修會之間的爭端,及對異見者的廹害事件,天主教會歷史稍微忽略的讀者,會感到陌生,就算天主教徒或基督教徒也未聽過,不明所以。



《玫瑰的名字》故事本身卻充滿戲劇性,主角威廉教士是個方濟各會士,有學問,跟隨培根的實證主義,相信科學規律,認為客觀世界的事物有一定因果關係,可以通過科學方法找出來。他以邏輯推理方法,嘗試為修道院追查命案,卻敵不過擁護教皇的宗教裁判所道明會教士插贜架禍,借題發揮,利用修道院命案向前方濟各會「屬靈派」修士進行迫害。威廉教士最後雖然查出了誰是兇手,但成功的原因卻並非因為他的推理周密,而是由於一連串巧合,結局很具諷刺味道。


《玫瑰的名字》在內地先後已有三個譯本,台灣也有一個,都是根據英文翻譯本作藍本譯作中文,錯譯甚多。近日上海外文再出了一個根據意大利文原本翻譯的版本,對書中廣泛加插使用的拉丁文加上註解,相信對之前因為拉丁文障礙,對此書望而生畏的讀者有點幫助。可惜譯者雖然在大學任教意大利文,卻明顯對天主教會歷史很陌生,無論教會的歴史、習慣翻譯用辭、修會之間的關係都不熟悉,依然誤譯處處,同樣容易誤導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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