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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6月2日星期二

坡州書獎題外話


(筆者與日本出版界前輩合攝。前排左起:日本筑摩書房社長熊澤敏之、大塚信一、日本Misuzu前社長加藤敬事)

2005年德國法蘭克福書展邀請了南韓為特邀參展嘉賓,我適逢其會,在他們的展覽館內已得見坡州出版城的規劃模型,也仔細觀察了他們的活字印刷體驗活動。當時心情很矛盾,一方面欣賞南韓建設坡州出版城的魄力,另方面也覺得他們不應把咱們老祖宗發明的活字木板印刷技術據為己有,很為中國日後在同類展覽有何展示擔心。晃眼匆匆十年了,隨著他們的流行影視產品橫掃東亞,南韓在出版方面又有何突飛猛進呢?

承蒙出版界老朋友推薦,五月期間去了南韓的坡州出版城(Paju Bookcity),當坡州圖書獎的評審,終於有機會一訪這個全世界最大,專門為發展出版業而建立的城市。

坡州位於南韓首都首爾北方京畿道,佔地一百五十多萬平方公尺,包括了設計、造紙、印刷、出版、物流通等兩百多家出版相關企業,是全球最大的圖書出版產業園區。日後還打算引進其他創意產業,如音樂、藝術、娛樂、影視後期製作等專業,打造為一個創意文化產業板塊。

坡州出版城的源起,歸功於小型美術專業書籍出版社「悅話堂」負責人李起雄,他與八個出版商友人發起建立出版園區。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南韓的出版業蕭條,散佈各城市的小型出版社,需要負擔沉重的印刷、裝訂、物流等後勤成本,他們企圖把出版有關行業集中起來,擴大經濟規模、降低成本,也創造舒適的工作環境,讓出版專業成為一種生活方式。

經過20年艱苦經營,現今進駐坡州出版城的廠商包括出版社、物流、印刷公司、裝訂、製紙、設計、著作權仲介、編輯企劃者及文字工作者等,匯集一堂,有利出版產業的垂直整合;坡州出版城設有亞洲出版文化與資訊中心,作為研究、教育與國際交流的平台。

每逢周末和暑假,坡州出版城推出體驗製書過程活動,事先預約好日期即可參加。 如參加人員可以體驗一本書從企劃、到編撰、設計、印刷,以及怎樣進行宣傳、銷售的全過程,自己親手製作自己感興趣的書籍;“活字工房”則體驗由親手製作文字的過程中,學習印刷術的演變。

坡州圖書獎從2012年開始,設立著作獎、策劃獎、出版美術獎和特別獎四個獎項,以人文社科類圖書為對象,向東亞地區的出版圖書頒授。主要評審委員為南韓的金彥鎬、北京的董秀玉和日本的大塚信一,再邀請南韓、日本、大中華兩岸三地的出版人、學者和書評人出任。

2015年坡州圖書獎的得獎者,計有:獲著作獎兩種,南韓金學載著:《板門店體制的起源:韓國戰爭與自由主義和平規劃》,和日本宮本憲一著:《戰後日本公害史論》;策劃獎是南韓鶴潭著:《鶴潭評釋阿含經》;出版美術獎頒給南韓的設計集團:樹流山房;特別獎得主是內地北京三聯的:《三聯--哈佛燕京學術叢書》。從獲獎出版圖書可見,得獎圖書都是或跨地域選題,如韓戰和日本公害的研究,或跨文化如評釋阿含經,和開內地學術圖書風氣的《三聯--哈佛燕京學術叢書》。這些選題香港近年較弱,故與獎項無緣。

今次參加坡州圖書獎評審的收穫,除了有機會一窺慕名已久的坡州出版城外,另一收獲是結識了幾位東亞地區出版界的前輩,如南韓的金彥鎬先生、日本的大塚信一先生。尤其是大塚先生,他歷任日本岩波書店董事、編輯主管、專務董事和社長,在日本出版界德高望重,他已年屆七十五,退休多年,仍然致力於推動地區內的出版文化,實在難得。


會後有機會與大塚先生閒聊,得悉他對對日本圖書出版日趨式微覺得很婉惜。他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大學畢業後加入當時日本數一數二的岩波書店,適逢圖書出版的興旺時期,業者信守承諾,出版社與作者合作無間,互相倚重,出版了甚多劃時代的圖書。大家談起五、六十年代日本文化對其他地區影響很深很廣,尤其是日本電影,影響力直進歐美。我不經意談起當時的日本電影大師黑澤明,是我少年時代觀影的偶像,他導演的電影差不多全數看過。大塚先生說他曾力排眾議,把黑澤明的電影劇本拿來出版,結果反應奇佳。他認為現時日本的出版界過分緊貼市場,編輯缺乏判斷能力,結果被流行文化產品牽著鼻子走,無從擺脫。他談日本現今橫掃世界流行文化的動漫,日本動漫已經成為出版主流,帶來可觀外匯收入,但論對世界思想和文學的影響卻毫不足道。他引當今日本文學大師村上春樹為例,認為村上的作品雖然暢銷,瘋魔歐美,但只停留在吸引青少年讀者的層次,雖然日本每年都有人提及,說他應拿諾貝爾文學獎,但是論文學的深度,論作品的內涵,與昔日的大師如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等仍有一段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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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3月1日星期日

學習英語


網上讀到與我同一代的內地人談昔日學習英語的艱困經驗,為之感動不已。

他們上小學和中學的年代內地惟一的外語是俄語,其他外語被視作毒草,後來連俄語也再不吃香,基本上取消外語。不少日後取得成就的學者,反而是在「文化大革命」後上山下鄉期間,憑個人努力靠自修把英語學習回來的。他們或偶然得到一本英漢字典,跟字典學習生字,或幸運的得遇高人教導,或找到幾本英文書偷看自修,挑起學習英語興趣,經指點後弄通竅門,憑驚人意志和毅力堅持下去,到上世紀七十年代後期恢復高考,大學看成績取錄後,重新進大學學習,再到國外留學深造,日後才有所成。

與他們比較,其實香港學生的條件要優越得多,小學一年級開始學習英語,老師都受過訓練,至低限度也是師範學院畢業,不少人到中學階段還有外籍老師教導。如果到中學畢業後還未能充分掌握英語,只能怨自己懶惰沒有做好本分。
我們父母親一輩千叮萬囑,要我們一定要學好英語,原因是上一輩不少人都是從內地來港,找工作時發覺自己在內地的學歷不被承認,只能夠做非技術勞工。就算相同的工作崗位,懂英語的員工的收入比不懂英語的要高。所以他們要求我們學好英語,中學畢業後找一份文職工作,生活可以改善。

最佳例子是警隊中有所謂「紅膊頭」,指軍裝員佐級人員在肩膊佩戴刻有警員編號的紅色底板小肩章,代表懂英語,能夠與外籍人士溝通,他們可獲發一次性的特別津貼。當時招募警察的最低學歷是小學畢業,獲得取錄的大多數不大懂英語,就算拿到「紅膊頭」的,只不過相等今天的中一程度。其中有人特別努力,提升自己的英語程度的,可以參加升級考試,因為他們能夠與上級英籍警官溝通,升級機會自然較順暢。有人從(散仔)普通員佐級入職,逐步升級,升上幫辦(督察) ,最後升作警司的。

我們小學一年級開始學習英語,用的是牛津大學出版社的英語初階課本,第一冊是看圖學英語(Picture Book),要上二年級才學文字,與我同代的朋友到今天還記得第二冊第一課是《一個男人與一個煎鍋》(A man, a pan)。印象最深是課本插圖的男性都是帶水壳帽穿沙龍裙的馬來人裝扮,估計那時編的英語學習課本都是為英國的海外殖民地編寫,插圖因地區改變,我們用的課本覆蓋整個遠東區,包括香港、新加坡和馬來半島。大概到小四小五,可能因為香港學生人數增加,可以獨立編排印刷,課本的插圖才開始本地化。

上中學時,英語課分開文法、讀本和會話。文法課堂數最多,主要是語類、時態等技術性學習,反覆操練,上課時很沉悶,但對日後的書寫幫助很大。讀本課用的都是朗文出版社的英語文學名著簡易本,每個級別選讀幾本名著,老師也沒有什麼教學法來引起學生興趣,只不過在上課時,叫學生輪流站起來高聲誦讀,除了多認識幾個生字外,無甚得益,連讀過的文學名著也忘記了。惟一例外是記得中二那年讀過狄更斯的《匹克威克外傳》(Pickwick Papers),因生字太多,查字典很費力氣。到中三那年,教讀本課的修士看見眾小子對着文學名著簡易本無心向學,為了提高大家的閱讀興趣,決定轉讀原文的偵探小說,記得第一本是愛葛莎.克利斯蒂(Agatha Christie)的《十個小黑鬼》(Ten Little Niggers),因「黑鬼」一辭政治不正確,不少版本改名為《十個小印弟安人》(Ten Little Indians),去街上賣英語流行小說的書報攤找平裝本來讀。說也奇怪,儘管原文偵探小說生字更多,同學都不厭其煩,就算多查字典也把小說讀完,上課時也多了討論,各抒己見,熱鬧得很。自此之後,我上的中學便改用原文偵探小說作讀本取代文學名著簡易本,先後讀了三、四種,計有《巴斯克维尔的猎犬》(The Hound of the Baskervilles) ,《 羅傑疑案》(The Murder of Roger Ackroyd)等 ,全是克利斯蒂作品。

會話課沒有幾多會話機會,一位老師對着三十多個學生,怎可能有機會對話?都是輪流一問一答,無甚得益。
如今總結,中學階段的英語課最有幫助的是文法課的練習,不停操練,逐漸減少寫作時犯文法錯誤。

我後來在香港工作時,讀不少較年輕一代同事寫的英語書信、備忘錄和短訊,發現頻頻出現文法錯誤,要我動手更正。當時很覺奇怪,這是中學階段的基本英語訓練,大學畢業生竟然不懂。後來才了解原來香港這二、三十年來英語課程改革,取消了文法學習,學生根本不懂正確文法,沒有寫作時需要文法正確的觀念,怪不得寫得錯誤百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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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2月9日星期二

天主教會與名校的前身

 


香港新一代家長好像對名校特別著迷,不惜金錢,千方百計想盡辦法都要把孩子塞進去。孩子才兩歲不到便要為他們作準備,先是找一家名幼稚園,好增加升讀名小學的機會。跟著各出奇謀,為孩子報考名小學費煞心機,例如:遷到學校附近地區居住,改信辦學團體的宗教,好增加取錄分數;盡早送孩子去學英語,而且是學一些小六學生也不一定懂的辭彙和會話;參加各種興趣技藝班如彈鋼琴、拉小提琴、舞蹈、繪畫等,不單止人有我有,簡直要鶴立雞群,最好拿到證書獎狀;有些家長還特別送孩子進補習班,據說這些補習班的導師對名小學入學面試甚有心得,預先為孩子操練好面試的問題,讓孩子記得滾瓜爛熟,面試時能對答如流。種種手段,不外是希望孩子在面試時表現突出,得到心儀名小學取錄。其他不能見光的手段如託人事、拉關係、作捐獻、送禮物,也間有所聞。 

家長既然對這些名校如斯推崇,到底有沒有人會翻查一下心儀名校的歷史,好像何時開校、辦學目標、辦學原先理念能否堅持?然後衡量一番,看看這些名校的辦學目標與自己的要求吻合。 

剛讀了香港教區夏其龍神父著《香港天主教傳教史 1841 – 1894》有關香港天主教歷史的書,了解到不少天主教學校的源起,原來最初辦學時的目標很平民化,甚至是專為社會的低下階層服務,與名校貴族學校完全沾不上邊。只不過時異世異,被辦學團體和家長改變了。 

例如港島中區的名校聖若瑟書院,前身是聖救世主書院(St. Saviour College),開埠初期由來自澳門的葡籍居民創辦,位於砵典乍街史丹頓街,1860年交由香港天主教會管理,到1875年再轉基督學校修士會(喇沙會)接手。創校目的是為葡籍居民子弟提供天主教學校教育,華人學生只佔少數。所以,聖若瑟的學生中,過去一直有不少葡籍人士,華人稱他們為「西洋仔」。除了英語是第一語言外,不少學生以法語課代替中文課作為第二語言。他們在九龍區的兄弟學校喇沙書院在上世紀二十年代開辦,本來辦學目的也是為葡籍居民子弟提供天主教學校教育。 

又如位於西環的聖類思中學,前身是1864年天主教創辦的「養正院」(男童懲教所),專門收錄青少年罪犯和街童,教導他們手藝,讓他們學得一技之長,日後作謀生手段。學校在1908年才改名為聖類思。這所學校曾經先後交給基督學校修士會和瑪利諾神父會管理,要到1927年轉由現時的辦學團體慈幼會接辦,改作招收一般華人學生的工藝學校,1936才轉為文法中學,工藝教育則轉撥慈幼會在香港仔創辦的工藝學校。有趣的是在1874年,當時香港天主教的監牧高神父(Raimondi, 後來升為高主教,現時堅道天主教總堂後面的高主教書院便是紀念他)回義大利訪問並尋求協助,他訪都靈(Torino)時曾與專門招收街童,教導他們手藝技能的新興修會慈幼會會祖鮑思高(Don Bosco)神父見面,鮑思高表示很樂意派遣慈幼會會士來香港協助辦學,卻被高神父拒絕,所以慈幼會要到1927年才來香港。慈幼會在香港辦的本來都是工藝學校或工業學校,近年因本地教育政策改變才轉為一般的文法中學。 

當時另一天主教修會耶穌會也有意從澳門遷移來香港,亦被高神父拒絕。要到1926年,愛爾蘭耶穌會才正式來港,1932年開始接手管理原本私人創辦的華仁書院。 

天主教的女子學校中,聖保祿書院歷史最悠久,來自法國的沙爾福聖保祿仁愛會早在1848年已經來港,在灣仔開辦兒童之家,服務範圍包括收容女童棄嬰的育嬰院,和開辦學校,為葡籍天主教女童提供教育。這所學校本名為法國傳道會學校,即聖保祿書院前身。聖保祿修女與香港監牧高神父關係惡劣,因為爭產對簿公堂。她們曾經一度離港去了越南,後來有再遷回來。 

另一重要的天主教女修會是1860年來自義大利的嘉諾撒仁愛會,她們來港後主要工作也是開辦收容女童棄嬰的育嬰院、和照顧病人的聖方濟各醫院。她們也為葡籍天主教女童提供教育辦學校,早期有堅道的聖心書院,和灣仔的聖方濟各書院。她們至今依然是香港天主教團體中辦學最積極,管理學校最多的天主教女修會。 

來自美國的瑪利諾女修會1921年才來港,初時也是辦育嬰院,要到1925年才開始辦學校。她們在港九分別創辦的兩所瑪利諾學校,後來都被視為貴族名校,與早期收容教育女童棄嬰的宗旨簡直南轅北轍。瑪利諾修女在1980年放棄了港島區的學校,交給其他天主教團體管理,並改名為瑪利曼中學,九龍區的瑪利諾修院學校則依然維持。 

至於高主教(Raimondi)與香港其他教會人士的矛盾和鬥爭,包括排斥法國的沙爾福聖保祿仁愛會,弄到法國修女與香港教會打官司爭產、拒絕鮑思高慈幼會和澳門耶穌會來港,除了夏神父的著作外,也可參考宗座外方傳教會(PIME)柯毅霖(Gianni Criveller)神父著《從米蘭到香港 – 150年的傳教工作》( From Milan to Hong Kong—150 Years of Mission)。兩書都提及早期香港教會的義大利宗座外方傳教會教士歧視華籍教士,夏神父的書對此寫得尤其深刻,指出要到1960年代,香港的華籍教士的才能開始被確認,可出任香港教區的一線領導工作。這些「秘聞」,香港教區的神父很少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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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7月23日星期一

崑劇牡丹亭

趁著六月好時節,往上海東方藝術中心看了崑劇《牡丹亭》傳統版,由上海的京劇名旦史依弘,和上海崑劇中流抵柱張軍合演。看後覺得做手細膩,唱工淳厚,曲詞典雅,實在是超級表演。

我過去沒有接觸過崑劇,對《牡丹亭》的認識,是從唐滌生編寫,任白主演的粵劇《牡丹亭驚夢》得來的,少時已感覺其曲詞優美,後來略讀過湯顯祖的元雜劇《牡丹亭》,才曉得是粵劇的源流所在。與粵劇比較,崑劇《牡丹亭》更能保留原來精髓,部分唱詞是湯顯祖原作。

居留上海較多機會接觸中國的地方戲曲表演,而且票價廉宜。我看過幾場京劇,發現進場觀眾不多,上海本來是南方的京劇重鎮,昔日麒麟童(周信芳)也是上海京劇泰斗,看來如今開始式微;崑劇我也看過幾齣,包括傳統劇目朱買臣休妻,馬前潑水故事的《爛柯山》、清初洪昇編寫,唐明皇和楊貴妃故事的《長生殿》、與及這次看的《牡丹亭》。
這裡閒話幾句,麒麟童(周信芳)有一女兒叫周采芹,英國皇家戲劇學院院士,第一個踏足英國和美國舞台劇當主角的華裔演員,曾演過《蘇絲黃的世界》舞台劇的蘇絲黃。采芹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曾用英文寫過一本自傳,想同時出中文版,朋友介紹找我見過幾次面,讓我讀了一二樣章,因香港聽過麒麟童和采芹名字的人不多,我不敢冒這個險,最後還是婉拒了。記得那次她是往上海後經香港回倫敦,住在怡東酒店,講話時神經緊張,不停抽煙,一根接著一根。她弟弟周英華(Michael Chow)在倫敦是社交名人,經營的中餐館Mr. Chow,是首屈一指的餐廳,時常名人雲集。

除了粵劇外,我們認識《牡丹亭》的另一源流,是年青時讀台灣作家白先勇的短篇小說《遊園驚夢》,寫蟄居台北遺老年華逝去繁榮不再的落漠,當時讀得感動。白先勇退休後致力宣揚崑劇,近年來還身體力行,改編《牡丹亭》,推出青春版,奔波內地、台灣、香港和歐美,到處推廣不遺餘力。

上網找到老牌崑劇旦角張繼青的《遊園驚夢》錄像,表演出色,是舞台上史依弘所本: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IyNDI2Mjg=_rss.html


老同學綽亨是全心投入的顧曲周郎,他推薦華文漪的《遊園驚夢》,有興建的朋友可與張繼青版本比較: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PbtXkC84dC8/


內地崑劇界對這次的《牡丹亭》傳統版的演出意見紛紜,認為舞台設計與崑劇的表現不配,史依弘唱曲的調子太高,不是崑劇正宗唱法。

今年五月到十月,張軍將在上海近郊的朱家角課植園每周演出園林實景版本崑劇《牡丹亭》,由譚盾擔任藝術總監,期間如有機會來上海,是不可多得的文化節目。

「原来姹紫嫣红開遍,似這般都付與斷井頹垣。良辰美景奈何天,便賞心樂事誰家院?」如此優美曲辭,如今難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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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6月26日星期二

上海國際電影節

我適逢其會順便觀賞了上海國際電影節,今年已經是第二年了。

我今年買了六部影片的戲票,包括俄羅斯的《乾熱河谷》、日本的《東京公園》、義大利的《教皇誕生》、日本電影《一命》、西班牙紀錄片《戰爭之眼》、和在中國製作,法國人導演的《老外》。

我選擇原則,是盡量多些中國以外的國家、選新進導演、和較少見的片種。換而言之,以小眾口味、商業影院看不到、影碟少見的片子為主。後來看電視新聞訪問觀眾,與我想法相同的可真不少。

看了的六部電影後,我特別欣賞《教皇誕生》(Habemus Papam),羅馬天主教教廷選舉新教皇,被選者不堪精神壓力出走,教廷人員努力掩蓋真像的喜劇,羅馬天主教對影片談到選舉教皇這個敏感話題當然不快,但相信天主教信徒會很受吸引,怪不得本片去年在不少天主教國家成為票房榜首。另外就是以「武士切腹」為主題的日本電影《一命》,影片以傳統手法拍攝,暴露幕府時代武士精神沒落,對武士生涯嘲諷。我們這一代慣看上世紀六十年代黑澤明、稻垣浩這些大師的日本武士電影的觀眾,會覺得特別熟悉。

今年的上海國際電影節選片頗具心思,例如向大師致敬的特輯有:香港武新派武俠片開創者張徹的新派武俠片; 上海國際電影節之父吳貽弓作品選,相信香港很多觀眾都記得他的《城南舊事》,是改革開放後第一部在外國影展獲獎的中國電影;上世紀六十年代法國新浪潮導演弗朗索瓦˙特呂弗(港譯:杜魯福)的作品;希臘電影大師安哲羅普洛斯的希臘近代史三部曲等。電影節還選了一些西方的經典老電影,其中赫然有第一代《特務零零七》主角肖恩•康納利(港譯辛康納利)主演,艾科原著改編,上世紀八十年代拍攝的《玫瑰之名》(Name of the Rose)。另舊片重修也見心思,這次放影的是重修後的上世紀四十年代電影《十字街頭》,有機會一定去看。

看電視新聞報道,今年電影節的國際化很成功,吸引了不少外國的製片人到來參加,他們此行目的,當然是意在龐大的中國電影市場。另外幾場座談會都選題不俗,如談放寬好萊塢(荷里活)電影進口中國對市場的衝擊、華語片如何進軍世界市場,新媒體新技術下的新電影,如微型電影、手機電影等,都具前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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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6月15日星期五

雲松書舍

武俠小說名家金庸先生在杭州西湖邊建了一所雲松書舍,覺得湖光山色,正宜寫作讀書,不忍獨享,遂捐贈給杭州市政府,原意用作「藏書寫作,文人雅集」之所。最近網上流傳消息,說雲松書舍已成為高級會所,喝茶每位一百元,午飯晚飯可以筵開兩席,平均消費每位五百元,一席酒約需一萬元。文人雅集之所變成官商飲宴的私人會所,引起網民不滿,批評之聲不絕。

雲松書舍改為高級私人會所是否不當?我覺得問題要分開兩方面看,一是要弄清楚法律上雲松書舍業權誰屬,二是情理上把雲松書舍闢為私人會所是否錯誤。

要弄清楚法律上雲松書舍的業權,首先要看金庸先生昔日捐贈雲松書舍時,有沒有附帶條件。假定金庸先生原本已擁有物業地權,地權上也沒有土地使用限制,如果是無條件捐贈,捐贈後的業權絕對屬於杭州市政府,再與金庸先生無關。杭州市政府喜歡把物業改作私人住宅也好,官商高級會所也好,甚至闢為公廁,都是行使業主的法律權力,與捐贈者再無關係。但如果捐贈時包含附帶條件,規定用作「藏書寫作,文人雅集」,改為高級私人會所便是違反信託條件,捐贈者有權收回物業,另作安排。

就算捐贈雲松書舍時沒有附帶條件,接受捐贈者改作私人會所情理上又是否有所欠缺呢?如果雲松書舍捐贈初時的確用作「文人雅集」,向有關市民開放,便屬公共設施,現今突然改作私人會所,不准一般遊客和文人雅士進入,杭州市政府無論作為接受捐贈者,或公共服務設施的提供者,都需要向原來的使用者和市民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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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4月26日星期四

福爾摩斯探案 -- 電影和電視

前不久談起老牌偵探小說《福爾摩斯探案》被改編成電影和電視劇集,大受歡迎,連忙找來影碟觀賞,惡補一番,以追上時代。

電影《福爾摩斯》第一集的拍攝,很能貼合小說的時代背景,十九世紀末倫敦的彎曲小石卵砌道路,兩旁是兩層高的低矮建築,仿如重建老城,頗見心思。 影片中在泰晤士河上,建築中的倫敦橋上的追逐打鬥,匠心獨運,是現代數碼特技的傑作。

故事是電影編導的創作,有點小說福爾摩斯的影子,但已經大量發揮。電影中的福爾摩斯是個宅男,自我封閉,不擅與人交往,華生醫生才是主角,是福爾摩斯的最佳拍檔,兩人齊齊變身成為中國功夫高手。電影中的角色十分漫畫化,忠奸分明,與原來主要靠思考分析尋根溯源的大偵探分別很大。電影中的摩斯坦小姐與華生醫生關係確定,福爾摩斯夾在中間顯得曖昧。另一女角艾蓮阿特娜原本是原著小說《波希米亞醜聞》的女主角,是個聲樂家,毅然斷絕波希米亞國王的關係,另行尋找愛情的女性。電影故事中她變了野心貴族怪人的手下,暗戀福爾摩斯。其實原著的福爾摩斯是個機械式人物,腦子裡滿是科學證據和邏輯推理,容不下一位女知己。

電視劇集《福爾摩斯》我看了第四輯,已經脫離維多利亞時代的倫敦,主角都變成現代人。華生醫生是個博客,把福爾摩斯的故事和理論拿去網絡上發表。劇集中的福爾摩斯也是與艾蓮阿特娜既是對手也是伙伴,兩人之間也發展了一段情。這樣背景下的偵探故事,只是借用小說的主角和部分橋段,跟原著小說很刻意細緻寫的十九世紀末倫敦人物風貌根本沾不著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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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月25日星期三

巴西咖啡室

今次不談書,也不說書店,換個題材,談談香港昔日一家今天的新一代聽來彷如《天方夜譚》的咖啡店:巴西咖啡室(Café do Brazil)。

網上讀到文章,談及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香港曾經有一家巴西咖啡室,是當時的文學藝術愛好者留連之地,是個文化沙龍。這家咖啡店鄧小宇談過,陳冠中提過,關淮遠也寫過。網上作者覺得奇怪,這家咖啡室為何開在人潮處處名牌集中地的海港城?當時的文藝青年又為何趨之若鶩?

都是時代差異引起的誤會,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還未有海港城,巴西咖啡室所在地是海運大廈,是遠洋客貨輪大碼頭。現時的海港城當時還是貨物轉運的小型碼頭和儲貨場。周圍主要建築物,除了海運大廈外,有香港酒店、海運戲院和星光行。

海運大廈是實際運作的遠洋輪船碼頭,記得我不少中學同學畢業後赴美、加升學,如果不乘飛機選擇郵輪,都是在海運大廈乘坐總統號客輪出發的。海運大廈內有一些名牌貨品商店,如詩韻(Swank), 也有仿巴黎路邊餐廳的食肆,如美心(Maxim)。那時還是匱乏經濟年代,一般香港市民都買不起外國名牌,這些名牌商店主要以外國遊客為顧客對象,遠不如今天般擠擁。

巴西咖啡室是一家純喝咖啡的小店,位於大廈入門二樓角落,即是幾年前Dan Ryan餐廳的位置,不過占地小得多。他們供應的,有普通咖啡、濃縮咖啡(Expresso)和加拍千洛(Capacinno),收費不高不低,每杯連小費一港元。這大約是大學學生餐廳一客客飯的價錢,也夠吃兩碗雲吞面。不少大學生和文藝青年閑來無事,很多時帶一本書來,點一杯咖啡,消磨一個下午,遇見朋友答訕幾句。

我當時在中文大學念書,大學開始整合,主修的院際課程都在九龍的星光行和港島的大會堂上課,每天乘坐天星小輪奔走維港兩岸,如果兩堂的上課時間分隔不太長,沒道理趕回學院後再趕回來,巴西咖啡室自然成為其中一個重要的歇腳點,久而久之成為他們常客。

說不上文化沙龍,勉強算朋友相識的聚腳地點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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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6月24日星期五

土山灣




談中國近代出版業的開始,大家都把注意力集中上海,原因是上海在五口通商後,發展迅速,居滬洋人帶來新式活版印刷機印製報紙,培養出華籍印刷工人,後來有洋人撤資,由中國人接手,遂開展了中國人社區的出版業。1897年創辦的上海商務印書館,便是在這個背景下產生的。

商務印書館成立後剛好遇上滿清末期的教育改制,取消科舉轉辦西式學校,商務成為重要的教科書出版商。後來的中華書局,是部分職員離開商務,另立門戶,同樣走出版教科書老路而躍起的競爭對手。

談起中國近代出版的老資格,不能不提1867年成立的土山灣印書館。這是上海一所天主教會的出版社和印刷廠,率先引進鉛鑄活字、柯羅版印刷機和大型石印機。編輯出版的除了教會讀物外,也包括教科書和學術著作,而且中文外文圖書都有出版,直至1949年才因法國天主教會退出中國而停止運作。




土山灣印書館的印刷廠是天主教徐家匯土山灣孤兒院的技藝教育部分,是教會為了收養當地孤兒,教他們學習眾多謀生技藝之一的地方。除了學習印刷及關聯的設計和美術外,其他技藝包括五金、照相、造鞋、製造教會用品等。其中的美術雕塑,更成為中國西洋美術教育的濫觴,被徐悲鴻譽為「中國西洋畫之搖籃」。




土山灣培養的藝術家,有專攻水彩和廣告的徐詠青、名雕塑家張充仁、解放後的黃楊木雕塑大師徐寶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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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6月7日星期二

發現徐家匯



(聖依納爵堂)

路過上海的遊客,很容易忽略徐家匯的風格。這裡不是外灘,著名古舊建築物矗立,讓遊客發思古之幽情;這裡不比淮海中路,高檔名店不缺,供摩登女士「血拚」;這裡不如南京東路,人潮洶湧,讓鄉下人體驗中國第一大城市的親和。

徐家匯本來是上海的鄉郊,取名來自幾條河溝聚匯的徐氏家族故居老宅,是明代最早期皈依天主教的高官士大夫徐光啟的祖居,他與利瑪竇合作,翻譯歐洲幾何學和天文學的著作,把先進的西方科學和歷法介紹到中國。這裡的徐光啟墓園,今天仍然開放給遊人憑弔。

徐光啟墓園附近,有座曾經是中國最大的天主教堂-- 聖依納爵堂,二十世紀初由法國耶穌會興建。這座哥德式的高聳尖塔教堂,一直是徐家匯的重要地標,今天還是上海天主教的主教座堂,吸引不少新婚夫婦到來拍結婚照。



(藏書樓)

徐家匯天主教堂旁邊,有一座兩層高,建於十九世紀的古舊建築物,原本是耶穌會修院的藏書樓,現改為上海圖書館的外文古籍館,擁有超過五萬冊藏書,大多數是絕版孤本,供讀者查閱。其藏書庫簡直是個寶藏。天主教堂後面是一所校園甚廣的中學,名徐匯中學,本來是法國耶穌會辦的學校,其中一座都鐸式教學樓,建於二十世紀初,很令人矚目。教堂對面隔著馬路的古舊建築,原是天主教女修院,現在部分拆卸,餘者闢為本幫菜食肆-- 上海老站,裡面裝飾仍見女修院的痕跡。遠觀建築物前面牌樓,仍保留原來的巴洛克建築風格。





既然提起上海徐匯中學,不妨多談點細節。

徐匯中學是上海久享盛名的天主教中學,由法國耶穌會創辦,成立於1850年,初期分別有專門培養天主教士的聖依納爵公學,和對外開放的徐匯公學,後改名徐匯中學。解放後從天主教中學轉為公立中學,由純男校轉為男女校。台北天主教會還另立一徐匯中學以作繼承。前文提及的古老建築物現叫崇思樓,建於1917年。徐匯中學著名校友包括中國近代教育界名人馬相伯,他本是耶穌會神父,後還俗,致力推動中國的現代教育,曾任徐匯中學校長,協助天主教會開辦上海震旦學院和北京輔仁大學。他也曾與教會意見分歧,另創復旦公學,即今天復旦大學前身。徐匯中學其中一著名校友是中途被逐出校門的名作家和翻譯家傅雷,世界名鋼琴家傅聰的父親。

徐家匯天主教堂對面的聖衣會修女院,即今天的上海老站後面,有一所天主教女中學,成立於1855年,後與啟明中學合併,改名天主教啟明女子中學,是昔日上海的名女校。校園內有一棟建於1867年的大樓,紅磚灰柱,文藝復興建築風格,本來是修女院的部分,現今命名啟明樓。啟明女中解放後改名上海第四中學,香港五、六十年代別出一格的明星兼歌星葛蘭,是他們校友。距上海第四中學不遠,是另一家專門培訓教師的類思師範學校,後改名徐匯師範,天主教會1870年創辦,專門訓練天主教學校教師之所,民國後師範學校改為公立, 全由政府出資管理,校舍移作他用,曾改為職業訓練學校,現時是徐家匯小學名校 -- 匯師小學。

聖依納爵堂附近有中國科學院屬下的氣象研究所,及上海天文台,都是原來上海天主教會管理的天文和氣象研究機構,從利瑪竇來華開始,中國的天文和氣象研究一直是天主教耶穌會的管轄範圍。附近的上海徐家匯區政府建築群,細心留意,部分大樓不難窺見西方古老建築風格,解放前是徐家匯耶穌會修院的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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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2月9日星期三

額我略大調




宗教音樂之中,額我略大調(Gregorian Chant)是個異數。羅馬天主教會相傳,是公元六世紀的教宗額我略(Gregory the Great) 綜合當時的教會音樂定下來的,說起來有一千五百多年的歷史。到今天為止,天主教會的聚會(彌撒)還會間中唱出源自額我略大調的歌曲,可謂源遠流長。

不過,額我略大調最多吟唱之地,是遍布世界各地的隱修院。他們較不受上世紀六十年代梵蒂岡大公會議後,天主教會決定現代化世俗化的影響,依然我行我素,保持傳統,每天誦經和彌撒還保留使用拉丁經文,吟誦的依然是額我略大調。

本來這些屬於隱修院的音樂與眾無關,一向不受大眾注意。但是上一世紀70、80年代,由一西班牙本篤會隱修士錄下的一輯每日吟唱的額我略大調,在九十年代經EMI重新包裝發行,進而風靡全球,竟然擠進了白金唱片之列。這輯CD是:”Canto Gregoriano: Coro de Monjes del Monasterio de Benedictino de Santo Domingo de Silos”(額我略大調:由西流士聖杜鳴哥本篤會隱修院的隱修士合唱)。




兩年前另一輯額我略大調再次成為大眾話題,Universal Records出版了另一張CD,”Chant: Music for the Soul”(大調:為靈魂而作的音樂),演唱者是德國熙篤會隱修士(the Cistercian Monks of the Stift Heiligenkreuz Monastery),也是一推出便大受歡迎,在英國和德國都上了暢銷榜。熙篤會是在本篤會隱修院傳統下的改革派,遵從院規更嚴。香港大嶼山大水坑有所熙篤會的隱修院,叫聖母神樂院,不過近年來逐漸入世。他們生產的十字牌鮮奶曾經很受歡迎,可惜現今牛場已關閉,把商標出售分紅。




我收藏的另一輯額我略大調是法國Solesmes本篤會隱修院的製作。幾年前遊法國,承蒙老朋友白水接待,約了另一老同學文輝特別駕車去訪Abbaye St-Pierre de Solesmes(索林的聖伯多祿隱修院),聽了他們一場彌撒,漫步寧靜標緻的小村莊,還在村內的Grand Hotel 享受了一頓法國美食。St-Pierre de Solesmes 修院一直致力整理和改編額我略大調,是天主教這方面的龍頭大哥,出版各種額我略大調的歌曲甚多,貢獻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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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月21日星期五

John Lennon 逝世三十年



車上收聽電台節目,不住播放的是咱們一代耳熟能詳的Beatles老歌,"Let It Be", "Hey Jude", "And I Love Her", "Yesterday" 等,都是我的昔日至愛。很是感到訝異,怎麼這些老掉大牙的舊歌仍然有擁躉會聽,難道是歷久常新?恐怕認識披頭四的,都是我的同齡人吧。

再聽唱片騎師介紹,原來是一個紀念John Lennon逝世三十年的特輯,他是在三十年的十二月八日被槍手刺殺逝世的。電台還播出他逝世前幾天接受訪問的錄音,算是難能可貴的節目安排了。

總覺得披頭四的音樂很動人,旋律簡單優美,歌辭淺易明確容易記憶,聽幾次便琅琅上口。他們的音樂雖然以搖滾開始,但不拘一格,樣樣皆能。我們的一代最先聽他們的搖滾,及後不乏抒情之作,到七零年樂隊解散前,則偏重迷幻靈騷。他們的歌曲,早期是清純輕快一派,跟當時流行的歌手如Elvis Presley(皮禮士萊),Pat Boone(白•潘)等比較,的確是另闖新領域,怪不得至今還在美國人一生最愛選舉中,位列榜首。




披頭四拆夥後,列儂繼續作曲出唱片拍電影,再次奠定個人的樂壇地位,他宣揚「愛、和平和反戰」,儼然以新一代發言人出現,也很令人側目。他與Ono(小野洋子)結婚,多次離合,生兒育女,也毫不避忌自己擔當`的丈夫和父親角色,做人與音樂合為一體,在樂壇實在少見。

列儂一直都是披頭四樂隊成員中,最受觸目的一員。可惜他英年早逝,未能見證自己的音樂跨代留傳,成了經典。

(這是一篇上個月寫的文章,本來是寫給一位失散多年,近月網上重新聯絡上的老朋友的。忘了貼出,這裡補貼。間中談談喜愛的音樂,作為讀書之餘的一點調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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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月19日星期三

被遺忘的名字





他祖籍四川,1949年大陸解放後隨家人赴台灣,在台灣上中學,升讀台灣大學哲學系,思想家殷海光的學生。五十年代與李敖、王尚義合稱台大三大才子。李和王的作品,在六、七十年代對港、台的大學生影響深遠。這一代人不少都讀過李敖嚴厲批判中國文化之作:《傳統下的獨白》,及王尚義慨嘆傷感失落的《野鴿子的黃昏》。我中學時代還讀過王尚義的《從異鄉人到失落的一代》,開啟了我們當時還是混混噩噩的腦袋。




劉大任小說《蜉蝣群落》中,有一節寫台大校園中一次談存在主義的演講會,有人抱個結他上台,唱了一曲《Green Field》, 說:「我認為這首歌最存在了」,然後鞠躬下台,寫的就是他,在劉大任的小說未寫之前
,這個故事金炳興已一早說了。



他大學時期已經思想左傾,與李敖、王尚義、陳鼓應、翁松燃等辦過讀書會,畢業後因串連組黨,被國民黨政府抓進監牢,拘禁了兩個多月,靠父親關係把他弄出來,出獄後去了美國留學,進入哥倫比亞大學修讀碩士課程。他的父親叫包華國,國民黨CC派的大黨工。他在台灣的蹤跡,可以從網絡上找到,王尚義的妹妹,曾與李敖誕下私生女李文的王尚勤在回憶錄《四十年來雲和月》中,曾詳細寫過他們當時的生活。





他六十年代末輾轉來了香港,行蹤有點神秘,不願公開露面,但在文化圈中很有名氣,從1968開始,他在香港幾份知識分子仝人刊物《盤古雜誌》、《明報月刊》等,發表了幾篇氣勢磅礡的文章,如《從匪情到國情》、由胡菊人執筆,幾個人合意的《海外中國人的回歸與中國生活方式的重建、創建與實建》、《海外中國人的分裂、回歸與反獨》等,是當時知識分子回歸運動的發起人,號召重建中國人身份,認同中國是必須走社會主義的道路,頗引起一定迴響。在接著幾年,他試圖組織一群大學生領袖和活躍份子辦一份叫《生活》的雜誌,但不成功,幾期試刊後告終。他還幕後策動70年代初期對香港大學生及知識分子影響深遠的「反越戰」、「中文運動」、「保釣運動」等幾場社會運動。另外,他也以筆名在《新晚報》發表一系列介紹西方「新左派」思潮的文章。

相信因為中國大陸的「文化大革命」結束,他思想上受到衝擊,70年代中期封筆,擺脫知識分子圈子,做古董生意至今。

他就是包奕明,筆名包錯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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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月5日星期三

杭州尋畫記

因受杭州的中國美術學院美術館《國美之路──林風眠師生聯展》吸引,特訪杭州。畫展包括林風眠及其弟子吳冠中、朱德群、趙無極、蘇天賜、席德進的作品。這幾位散居世界各地的一代大師的作品有機會聯展,當然不能錯過。


林風眠是中國近代畫的開創性人物,「中西融合」最早的倡導者和代表人物,早年勤工儉學,留學法國,回國後出任北平藝專校長,後南下杭州,當了國立藝術院(即後來的杭州藝專、中國美術學院)院長,門下弟子包括李可染、吳冠中、朱德群、趙無極、蘇天賜、席德進等,都是中國近代畫壇的中流砥柱。李可染、吳冠中、蘇天賜解放後留在內地,李、吳專攻水墨國畫,儼然成為畫壇大師,蘇天賜則專注油畫,一直在蘇州美院任教,不為人識。不過,一代宗師也好,畫壇大師也好,「文革」一到,都難免受到衝擊,為了避免授人以柄,林風眠竟盡毀自己家中收藏的作品。

趙無極一早留法,以寫意水墨方式畫油畫,配合當時的抽象畫風,成為大師。朱德群、席德進解放後去了台灣,朱德群後來再去法國,與趙無極一樣當上殿堂級畫家。席德進則留在台灣,直到去世,是台灣畫壇領袖人物。 林風眠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末來港後,曾矢志重畫「文革」時毀掉的作品,可惜年華已老,壯志未酬,於九一年逝世。 午後往座落西湖白堤孤山旁的杭州美術館,看古代書畫展。自宋代以降,蘇、浙都是文人雅士、達官士人匯聚之地,至民國不輟。展品包括宋、明、清三代江南著名文人畫家如唐伯虎、文徵明、石濤、八大山人等。可惜展廳燈光黯淡,兼藏畫色暗,難窺真貌。展品眾畫家之中,吳歷頗引起我的興趣。他是明末清初諸生,對佛教很有興趣,後來往澳門,領洗入教,當上天主教耶穌會的神父。他醉心佛學,畫作以山水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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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1月22日星期一

網誌之樂

初時寫網誌,其實並無太大野心,只是想把分散不同傳媒談圖書談出版的文章集中起來,方便同道中人搜尋和翻閱。有時文章發表時有點錯漏,或因篇幅所限未能暢所欲言,需要補充,也可以在網誌作點修改。有何實質作用,不得而知,也無從計較。寫網誌既為娛己,也順便娛人。

如是者寫了兩年多,回顧起來,竟然發覺有點收穫。

先是通過網誌,結交了幾個興趣相近的朋友,間中互相拜訪,在對方網誌上留言,談點意見心得,對話題作點反應。雖然未曾見過面,也算有所交往。也有年輕朋友輾轉相告,我的網誌寫得有點嚴肅,資訊性和意見性較強,少見個人感情流露,很難回應。我覺得自己性格一向如此,習慣了這樣寫文章幾十年,無從改變,只好由他去罷。

最是難能可貴的,是幾位失散多年的舊時好友,竟然因瀏覽互聯網,無意中讀到我網誌上的文章,覺得似曾相識,通過電郵相認,因而重新交往。雖然大家天隔一方,有在英倫,有居加國,有留美國,都遠適異域,安家落戶了。幾十年不見,卻通過網誌相認,重拾失去多年的友誼,不亦快哉。

台灣誠品書店網站的廖小姐前傳來電郵相邀,希望能夠讓他們的網站轉載合用的文章,以饗台灣讀者,對我來說,反正文章已發表,多些讀者也是好事,遂答應轉載安排,也算是網誌的意外收獲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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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0月14日星期四

一般常識




我一向意識不到,原來我們這一代認為是一般常識,對下一代來說,可以是遠古歷史,從來就沒有聽別人說過,所以一無所知,或者理解錯誤。

最近駕車時聽電台節目,主持人林超榮談起釣魚島事件,竟然說,六、七十年代的保釣行動最先在香港發動……

簡直錯得離譜,當時保釣的首倡者是身在美國的台灣留學生,劉大任、郭從棻、唐文標、張系國等,這批台灣留學生普遍反蔣反國民黨。張系國曾把這段保釣經歷寫成小說:《昨日之怒》。

保釣的發起人也有香港留學生,例如哈佛的廖約克等,廖約克回港後曾任教中大電子系,是專門研發製作液晶顯示器的精電的發起人和大股東,前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廖秀冬是他的妹妹。

香港的保釣活動只是響應留美同學的號召,先後有包錯石幕後推動的保釣會和70年代吳仲賢、莫昭如、岑建勳等發起的保釣行動委員會。最積極參與示威的是港大和中大的同學,尤其是中大,被警方拘捕的有好幾個。當日的保釣健將,無論在美國、台灣和香港,不少人依然健在,要弄清楚絕不困難。林超榮與這一代年齢差距不算太大,可惜主持節目單憑自己的錯誤記憶。




在網上讀第17期《字花》文學雜誌的文章,其中有個白先勇訪問,談他少年時代在香港生活,竟然把白先勇唸的喇沙書院,說成是耶穌會神父辦的學校,也錯得厲害。喇沙書院由基督學校修士會(Brothers of the Christian Schools, 或De La Salle Christian Brothers)辦,與港島的聖約瑟同一系統。耶穌會神父(Jesuits)在香港辦的是港、九兩所華仁書院。雖然兩者都是由愛爾蘭天主神父辦的學校,但形象分明,怎可能出錯?

白先勇談起昔日的學制,刊登出來,竟然是他們從中六、中七(FORM 6和FORM 7)讀起,也錯了。當時香港的英文書院制,最低班是第八班,一直升上第一班,然後考大學入學試。第八班的課程,相等於今天的小學五年級。

都不是什麼秘密,上網便可以查出來。可惜訪問者和編輯都沒有做功課,所以齊齊犯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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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8月31日星期二

尋找湘西

跑了香港幾家著名的旅行社,都說只有去張家界的旅行團,沈從文故鄉鳳凰是其中一站。沒有自由行交通加酒店的套餐。問中旅社,他們說只出售香港到長沙的機票或火車票,長沙往吉首再轉車往鳳凰一程,則要自己在長沙購買。另有機票,從深圳直飛張家界,抵埗後的酒店和行程也是自行安排。


幸得有習慣內地自由行的識途老馬朋友指點迷津,得知紅磡火車站有一家中國鐵路辦事處,出售全國的主要火車路線車票,到訪果然買到由深圳西往吉首的長途硬臥火車票,十八小時車程,不過要收手續費,每票一百港元。


解決了火車往吉首的交通,跟著是找鳳凰的住宿旅店。香港的旅行社不論大小都沒有鳳凰的酒店可訂,上網找到不少介紹當地民宿旅店的資訊,都有面對沱江的房間,通過當地旅行社網站,也拿到幾家酒店的電話,打過去都說可以訂房,但要把房費「打過去」作實。他們沒有網址,不設用信用卡網上訂房機制,也無法用文字溝通。要我貿貿然電匯房費過去我不放心,也不清楚「打款」的運作方法,正在為此頭痛。後來找到在湘西辦救童助學的朋友幫助,才訂到鳳凰政府賓館,解決了住宿問題。


按道理,如果是酒店或旅行社,只要設個網址,讓客人通過網上訂房,用信用卡付款便妥當。我在美國和歐洲訂酒店房間、買機票、租汽車都是網上完成,倒不知為何在內地此法不通。


從香港出發,一心以為從深圳西站乘火車直往吉首,再轉公共汽車去鳳凰是最簡單直接路線,豈料抵深圳西站上了火車才曉得是克難旅程。


(硬座車廂)



往吉首班車不設軟臥鋪位,我購的是硬臥,上了火車,跟同車廂乘客談起,才了解這是專為南來廣東的湖南湘西民工而設的班車,票價比較廉宜,是全列沒有空調車廂的慢車,隨時要停車讓其他快車班次先行。全程共十八小時,到長沙就用了十二小時。在室外溫度三十多四十度的天氣下,車廂擠迫,沒有空調,全程都被汗水濕透,夜裡難以入睡。旅程上感覺時光倒流三十年:咱們學生時代時常去內地旅行亂闖,為了省錢,專門乘坐硬座慢車,那時列車都沒有空調,夏天就是睡硬臥也有如乾煎,身水身汗,火車停大站時趕緊下車站,用水龍頭的冷水兜頭淋個痛快。估不到幾十年後重新體驗。


回程改變路線,從鳳凰乘巴士直達長沙停留一晚,車程約五小時,不算豪華,勝在有空調,舒服多了。從長沙乘坐高鐵往廣州南站,車程才兩個半小時。乘高鐵實在省時,長沙市內出發,比乘飛機更方便,省了去機場的車程,預先報到和候機時間,以及繁複的安全檢查。高鐵的車廂整潔舒適,絕對可跟日本的新幹線和歐洲的歐洲之星媲美。我的車票是早一天預定,乘坐的班車差不多全滿,看來很受內地旅客歡迎,屬於消費能力之內。反而從廣州南站乘巴士經深圳回香港要多花兩個小時。

(高鐵)



當內地的主要城市都有高鐵網絡連接時,香港如不盡早加入聯網,很容易給淘汰出局。香港反對建高鐵人士,最好去親身體驗一下,別自困孤城紙上談兵。




(嶽麓書院)



停留長沙時順路訪嶽麓書院,仰慕一下宋、明時代的中國書院典範;嶽麓書院在湖南大學校園內,展覽館內容無甚足觀,園子遍植樹木,清幽雅致,四十度的室外氣温不覺炎熱,確是做學問授業解惑的理想居停。另參觀了湖南博物館,專門去見識馬王堆的兩千年女屍;館內的講解員知識豐富,很能提綱揭領,聚焦要點,幫助參觀者認識馬王堆的展品內容,水準絕對可與歐、美博物館比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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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7月30日星期五

補記書展一、二事

(明星簽名的攤位)




很奇怪,為何「o靚」模總變成香港書展的傳媒焦點,大家爭相報道,好像真的有這樣的氣勢。

香港每年出版的圖書,不計教科書,恐怕有二、三千種吧,「o靚」模寫真集呢,才那幾種,根本就不成比例,就是五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比例吧,為何不恰如其位地去報道去處理?倒說得好像煞有介事,變了主角?

我在書展會場中也碰過一、兩個與「o靚」模或明星有關的場面,一次是走道上突然圍了一大群人,旁人還連忙掏出照相機拍照,十多二十個記者圍著一個化了濃妝的女孩子,鎂光燈不絕。主要就是那些記者圍著起鬨,其他人大多數並不當作一回事,買書的繼續買書,過路的繼續過路。那個化了濃妝的女孩子是誰,為什麼值得起鬨,我不清楚。不過,為了自身安全,不給人阻路推倒,連忙遠遠避開。後來聽身旁一位路人提起,女孩子大概是一位「o靚」模,以參觀書展為理由,在會場裏到處走動。本來「o靚」模也可以是普通讀者,到來參觀書展並不出奇,如果不是一班記者圍著拍照,大概沒有誰會注意。

另經過某出版社的攤位,圍了幾十個青少年,都帶著照相機,聽說是有明星到來簽名,我當然也遠遠避開了。看見主角是個二十來歲的男子,沒有打聽是誰,是甚麼類型的明星,就算告訴我也肯定末聽過。不過,這家出版社附近的攤位通道都給人群阻塞了,生意肯定要受到影響。



(三位國際名作家過來打招呼)


去聽了鄧永鏘主持的國際名作家座談會,幾個英國作家都是大師風範,甚具氣勢,辭鋒凌厲,有備而來,作為主持人的鄧永鏘也表現出色,控制得宜,不過說話間中有點尖銳,「窒人唔使本」。現場氣氛活潑,聽眾反應熱烈,對話充滿英式幽默,來聽這個座談會是一次愉快經驗。可惜慕名而來的聽眾太多,坐滿兩個演講廳。我們這些沒有預先報名,臨時入場的聽眾只能隔著演講廳,觀看電視屏幕的轉播。座談會結束後,鄧永鏘和三位國際名作家才過來打個招呼,與聽眾見見面。

原來我的偶像科西夫身材很矮小,年紀有七十多歲了,呈現老態,聽來與電腦和互聯網有點脫節。不過,他反應仍然敏捷,說話間充分表現了他是個職業通俗小說作家,毫不避忌為賺錢而寫作的身份。這種表現言辭,令我想起本港的職業通俗小說作家亦舒。不過,科西夫寫的是間諜驚險小說,亦舒則專注愛情小說題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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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6月18日星期五

利瑪竇 -- 東西文化交流的先驅





今年的5月11日,是天主教耶穌會教士利瑪竇逝世四百周年紀念。就我所知的紀念活動,已有台灣國家圖書館「利瑪竇紀念展覽」,和輔仁大學的「紀念利瑪竇逝世4百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期間並舉辦《科學與藝術之間-耶穌會士卜彌格作品展》、《利瑪竇時代及其友人書跡展》、「利瑪竇-龍之國度」的耶穌會士紀錄片首映等活動。


北京首都博物館在二月開始,舉辦由中國文物交流中心與義大利馬爾凱大區政府合作推出的《利瑪竇——明末中西科學技術文化交融的使者》展覽,展示了當時中國和義大利科學技術文化藝術的輝煌。意方精選了包括拉斐爾、提香等文藝復興大師佳作在內的72件展品。這個展覽接著移師到上海、南京和澳門舉行。


美國華盛頓的國會圖書館也展出了利瑪竇在明朝萬曆年間製作的世界地圖,顯示了該館對利瑪竇逝世四百周年紀念的重視。


利瑪竇是一手把現代的西方文化和科技發展帶來中國,同時把中國人的學術、思想和文化介紹給歐洲,促進中國與西方文化交流的開創者,他對東西文化交流的貢獻至鉅。


利瑪竇來華目的是為了傳教,但他大膽改變當時歐洲天主教士高高在上,把非我族類全部當作無知蠻族,奉行征服同化的粗暴陋習,改而虛心學習傳教對象的文化風俗。他來中國後學習中文,研究中國傳統思想,與士大夫階層論交,以平等尊重的公開辯論方法,嬴得有識之士的尊敬。他爭取回來的中國第一代天主教徒如徐光啟、李之藻,都是明朝大臣中的表表者,有理有節。先被利瑪竇介紹進來的世界地圖、西方曆法、幾何、自行鐘技術所折服,進而接受天主教義,領洗入教。


利瑪竇了解中國文化,認為中國人敬孔祭祖並非偶像崇拜,而是對祖先和古代聖人的尊敬,傳教時主張保持中國人的良好傳統,嬴得中國士大夫階層的接納,也為中國的傳教事業打下良好基礎。


對利瑪竇的權宜政策,天主教會中不乏反對聲音,尤其是當時以菲律賓作傳教基地,依仗西班牙皇室支持的天主教托缽修會如道明會、方濟各會和思定會等蠢蠢欲動,想打破依仗葡萄牙皇室支持的耶穌會壟斷的中國傳教特權。葡萄牙和西班牙兩個國家爭奪東方殖民地利益的衝突,加上各天主教修會間互爭傳教特權的內鬨,把本來無關教義,由利瑪竇一手訂立,容許中國天主教徒敬孔祭祖的權宜策略推翻,導致與康熙朝廷一發不可收拾的正面衝突。最後演變成天主教在中國的「禮儀之爭」,釀成天主教會在1720年被驅逐出中國的教難。要到1939年,教廷才正式承認中國信眾祭祖敬孔為社會習俗,而非異教的偶像崇拜。


正是因為「禮儀之爭」帶來的教會內部矛盾,利瑪竇列聖品的討論,要遲至1984年才提出,但不成功。今年利瑪竇在意大利馬切拉塔出生地教區的朱利奧多利主教(Claudio Giuliodori)又再提出利瑪竇列真福品的討論。主教表示,利瑪竇「進入中國文化,但沒有喪失自己,並通過一種方式向這個文化介紹福音的要義」。主教說,利氏與中國人的關係「是以尊重的態度在對話的處境中展開,但他沒有忘記傳揚福音的使命」。

剛好讀了上海博物館編的《利瑪竇 – 行旅中國記》,是上博為《利瑪竇——明末中西科學技術文化交融的使者》展覽編的特刊,書內附了不少珍貴圖片,相信是這個展覽的重要部分。書內有朱維錚等多位上海學者甚具睿見的研究和分析文章,值得細讀。

《利瑪竇——明末中西科學技術文化交融的使者》展覽現正在南京展出,下一站將是澳門。友儕間已經熱烈討論如何組織澳門之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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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5月16日星期日

都靈裹屍布




羅馬教皇本篤十六世專程去都靈的聖若望洗者大教堂(Duomo di Torino),參觀(參拜?)四至五月間展出的著名「都靈裹屍布」(Shroud of Turin),外電都有報道。香港傳媒也有一二刊登,但語焉不詳,大概是因為編輯對這段報道的歷史不大了了,也不明白其重要性。

「都靈裹屍布」是天主教會中一項備受爭論的聖物。傳統教會人士相信,這是一塊耶穌在十字架被卸下時,包裹他屍體安放入墓室的布塊,布上還殘留著血跡,如通過黑白影像,其中部分還隱約可以辨認出一個男子面容。這塊裹屍布從十六世紀開始在聖若望洗者大教堂存放,成為鎮堂之寶。

上世紀六十年代,教會曾批准幾所世界知名大學的科學家組成研究小組,從裹屍布上抽出纖維作碳放射化驗,以決定真偽。化驗結果說,這些纖維應屬公元十四、五世紀產品,但不被教會接納。誠心的教眾,當然不會接納這塊裹屍布是膺品的鑒定。

其實嚴格來說,就算這塊布被鑒定是公元世紀初的產品,也只能說是沾上某人血跡,沒有辦法證明曾用來包裹耶穌基督。同樣聲稱是耶穌裹屍布,在公元十四到十六世紀都屢有「發現」,法國和意大利都有教堂收藏。

記得艾科小說《玫瑰的名字》中,一次修道院的院長炫燿他珍藏的一個據說用釘耶穌的十字架聖木製造的小十字架,威廉教士向他的徒弟亞德索說:各修道院珍藏用聖木製造的小十字架合起來,恐怕要砍掉整個森林的木材才足夠。

教皇本篤十六世此次也只是把這塊展品稱為「聖像」(Icon),沒有叫作「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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