坡州書獎題外話

(筆者與日本出版界前輩合攝。前排左起：日本筑摩書房社長熊澤敏之、大塚信一、日本Misuzu前社長加藤敬事)

2005年德國法蘭克福書展邀請了南韓為特邀參展嘉賓，我適逢其會，在他們的展覽館內已得見坡州出版城的規劃模型，也仔細觀察了他們的活字印刷體驗活動。當時心情很矛盾，一方面欣賞南韓建設坡州出版城的魄力，另方面也覺得他們不應把咱們老祖宗發明的活字木板印刷技術據為己有，很為中國日後在同類展覽有何展示擔心。晃眼匆匆十年了，隨著他們的流行影視產品橫掃東亞，南韓在出版方面又有何突飛猛進呢？

承蒙出版界老朋友推薦，五月期間去了南韓的坡州出版城（Paju Bookcity），當坡州圖書獎的評審，終於有機會一訪這個全世界最大，專門為發展出版業而建立的城市。

坡州位於南韓首都首爾北方京畿道，佔地一百五十多萬平方公尺，包括了設計、造紙、印刷、出版、物流通等兩百多家出版相關企業，是全球最大的圖書出版產業園區。日後還打算引進其他創意產業，如音樂、藝術、娛樂、影視後期製作等專業，打造為一個創意文化產業板塊。

坡州出版城的源起，歸功於小型美術專業書籍出版社「悅話堂」負責人李起雄，他與八個出版商友人發起建立出版園區。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南韓的出版業蕭條，散佈各城市的小型出版社，需要負擔沉重的印刷、裝訂、物流等後勤成本，他們企圖把出版有關行業集中起來，擴大經濟規模、降低成本，也創造舒適的工作環境，讓出版專業成為一種生活方式。

經過20年艱苦經營，現今進駐坡州出版城的廠商包括出版社、物流、印刷公司、裝訂、製紙、設計、著作權仲介、編輯企劃者及文字工作者等，匯集一堂，有利出版產業的垂直整合；坡州出版城設有亞洲出版文化與資訊中心，作為研究、教育與國際交流的平台。

每逢周末和暑假，坡州出版城推出體驗製書過程活動，事先預約好日期即可參加。 如參加人員可以體驗一本書從企劃、到編撰、設計、印刷，以及怎樣進行宣傳、銷售的全過程，自己親手製作自己感興趣的書籍；“活字工房”則體驗由親手製作文字的過程中，學習印刷術的演變。

坡州圖書獎從2012年開始，設立著作獎、策劃獎、出版美術獎和特別獎四個獎項，以人文社科類圖書為對象，向東亞地區的出版圖書頒授。主要評審委員為南韓的金彥鎬、北京的董秀玉和日本的大塚信一，再邀請南韓、日本、大中華兩岸三地的出版人、學者和書評人出任。

2015年坡州圖書獎的得獎者，計有：獲著作獎兩種，南韓金學載著：《板門店體制的起源：韓國戰爭與自由主義和平規劃》，和日本宮本憲一著：《戰後日本公害史論》；策劃獎是南韓鶴潭著：《鶴潭評釋阿含經》；出版美術獎頒給南韓的設計集團：樹流山房；特別獎得主是內地北京三聯的：《三聯--哈佛燕京學術叢書》。從獲獎出版圖書可見，得獎圖書都是或跨地域選題，如韓戰和日本公害的研究，或跨文化如評釋阿含經，和開內地學術圖書風氣的《三聯--哈佛燕京學術叢書》。這些選題香港近年較弱，故與獎項無緣。

今次參加坡州圖書獎評審的收穫，除了有機會一窺慕名已久的坡州出版城外，另一收獲是結識了幾位東亞地區出版界的前輩，如南韓的金彥鎬先生、日本的大塚信一先生。尤其是大塚先生，他歷任日本岩波書店董事、編輯主管、專務董事和社長，在日本出版界德高望重，他已年屆七十五，退休多年，仍然致力於推動地區內的出版文化，實在難得。


會後有機會與大塚先生閒聊，得悉他對對日本圖書出版日趨式微覺得很婉惜。他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大學畢業後加入當時日本數一數二的岩波書店，適逢圖書出版的興旺時期，業者信守承諾，出版社與作者合作無間，互相倚重，出版了甚多劃時代的圖書。大家談起五、六十年代日本文化對其他地區影響很深很廣，尤其是日本電影，影響力直進歐美。我不經意談起當時的日本電影大師黑澤明，是我少年時代觀影的偶像，他導演的電影差不多全數看過。大塚先生說他曾力排眾議，把黑澤明的電影劇本拿來出版，結果反應奇佳。他認為現時日本的出版界過分緊貼市場，編輯缺乏判斷能力，結果被流行文化產品牽著鼻子走，無從擺脫。他談日本現今橫掃世界流行文化的動漫，日本動漫已經成為出版主流，帶來可觀外匯收入，但論對世界思想和文學的影響卻毫不足道。他引當今日本文學大師村上春樹為例，認為村上的作品雖然暢銷，瘋魔歐美，但只停留在吸引青少年讀者的層次，雖然日本每年都有人提及，說他應拿諾貝爾文學獎，但是論文學的深度，論作品的內涵，與昔日的大師如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等仍有一段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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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毫子小說

讀了前幾期《百家》雜誌的《三毫子小說》專輯，勾起了不少回憶，因為「三毫子小說」也是我的重要成長經驗。

粵語「三毫子」即是標準漢語的「三角錢」。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香港，有出版商出版了不少廉價通俗小說，三十二開本，內文以新聞紙黑白印刷，配以彩色封面，每本六十四頁，售價三角錢。不少後來頗有名氣的本港作家都曾經投身成為寫作隊伍一員，如南來作家今天已成為文壇殿堂偶像的劉以鬯、以《三蘇怪論》著名的高雄、在上海時與張愛玲齊名的女作家潘柳黛、海派作家方龍驤；原在香港寫作編報刊的黃思聘、歐陽天、楊天成等；稍後是不少作品被改編成粵語電影的鄭慧。到六十年代，有曾經在香港通俗文壇名滿一時，現今已大量減產的浪漫小說作家依達、和至今仍受女讀者追捧，寫作不綴的言情小說作家亦舒，這時通俗小說已加價至四角，成為「四毫子小說」了。

《百家》雜誌的專輯刊出了新加坡大學容世誠教授在研討會的演講，指出兩個「三毫子小說」的特點，過去都少見有人提及：一是「三毫子小說」與冷戰時代美元文化的關係，一是當時包括新加坡、馬來亞、越南、泰國、印尼等南洋華人市場其實是香港通俗出版讀物的重要市場，支持了這些印刷品的出版銷售。

跟據我的認識，香港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通俗出版讀物的蓬勃，源於來自上海，解放前已出版著名偵探詭異雜誌《藍皮書》的羅斌先生。他來香港後繼續出版《藍皮書》，並將連載小說結集。我記得童年聽過電台節目改編自《藍皮書》連載小說，上海作家小平原著的偵探故事《女飛賊黃鶯》。羅斌後來擴展他的出版王國，成立環球出版社和新系報業，出版日報、雜誌和通俗小說，所謂「一雞三味」：付出稿費後先把小說放在報章副刊連載，然後再在雜誌刊出，最後出版「三毫子小說」結集。我了解這個關係，是因為八十年代在出版社工作，特別拜訪羅斌先生，希望收購環球出版社的小說版權，豈料他表示新系報業集團與作者的關係是現賣現買，作者交稿報社付稿費，貨銀兩迄，互不拖欠，沒有版權讓授合約，故無從轉授。我們惟有分別逐一約見個別作家商討，後來成功撬了不少環球出版社旗下作家過檔，如寫科幻小說的倪匡(魏力、原振俠)、靈異小說的周恆(張宇)、驚慄小說的潘粵生(余過)。也有挖角失敗的例子，如當時愛情小說天后岑凱倫，她始終如一效忠環球，和對天地不離不棄幾十年，至今不渝的亦舒。

容世誠教授在研討會的演講指出，上世紀五十年代初，不少文化人離開中國大陸流落香港，執筆寫作是當時謀生的技術，著名文化人，國民黨大佬梁寒操的夫人黎劍虹也曾來港開辦霓虹出版社，出版「小說報」，也是「三毫子小說」的重要出版者。他們拿美國新聞處的資助，出版了不少反共通俗小說，爭取到不少文化人效力。後來隨著韓戰結束，美國改變對華策略，霓虹出版社也結束了。

容世誠教授談話中提到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香港通俗文化產品行銷新加坡、馬來亞、越南、泰國、印尼等南洋市場。其實不單止雜誌期刊和通俗小說如是，香港生產的國語和粵語影片同樣依賴南洋市場，尤其是影片，開拍前拿到「戲軌」(故事大綱)和「卡士」(演員名單)便去「賣埠」，收取訂金作為製作拍攝的前期資金。可能因為當地華人的文化程度不高，生產不出通俗文化產品，所以很依賴香港。連當地不少華文報刊的副刊文章都只是靠剪貼香港報刊的副刊稿子，而且不付稿費。

其實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香港的「三毫子小說」主要是愛情小說，以女性讀者為對象，尤其受到中學女生歡迎，我們男生對這些情情愛愛的故事普遍不感興趣，很少閱讀。就算找課外讀物，都寧選比較粗獷男性化，學校嚴禁的武俠小說，所以說不上接觸太多。不過，當時也是上中學的姊姊倒是個愛情小說迷，時常與其他女同學分享依達和亦舒的作品，我耳濡目染，勉強算有點認識。有個中學同學還模仿依達，索性提筆仿作，投稿去環球出版社，間中得到採納，出版成書。另一中學同學杜杜也遊戲仿作了一個短篇，改個筆名叫瓊依，筆名根本就是愛情小說兩大名家，台灣的瓊瑤和香港的依達合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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暢銷書榜

有記者想了解香港的暢銷書榜情況，我雖然已經退出江湖，但算有幾十年出版及圖書零售管理經驗。姑且就我對暢銷書榜的了解，略述如下﹕

香港人看書，很受宣傳、口碑和名氣影響，基本上以話題書為主。別人看了稱讚，有了口碑，再經傳媒推動，大家便一窩蜂去購買，成為暢銷書。

不能光看書店的暢銷榜。書店發表的暢銷榜有一定促銷意圖，各自統計，自定標準，也沒有監察，所以傳媒公布的書店暢銷榜，不少是經過加工調整後的結果。很多書店都有出版部門，發表的暢銷榜如果零售和發行合在一起計算，自己出版的書當然較多上榜。既然發表暢銷榜是為了促銷，把一些暢銷的工具書都列入榜上沒有作用，不會幫助促銷，把這些書調整掉更能反映當地的閱讀傾向。舉些極端例子，每年學校開學，老師都會在書單列出希望學生購買的字典，這段時間內字典銷量隨時成為銷售首位。每年年底，香港人都喜歡買來年的《運程》回來，八卦一番，作為閒話資料，兩個月內銷幾十萬冊。要不要放進暢銷書榜，很具爭議性。又如每年年頭，本地的實用交通地圖都會更新內容，這是職業司機，送貨速遞，甚至普通市民都必備的工具書，年頭銷量驚人，但放在暢銷榜上沒有意義。

外國發表的暢銷書榜都是分類榜，正是為了把某些類別，如小說和非小說，目的都是為了促銷。

香港人看的消閒書其實與世界其他地區分別不大，不離小說、勵志、實用和話題幾個大類。從這幾個主要分類中，分別找出暢銷書目作比較，會更有意義。

暢銷書可以顯示一個城市的閱讀偏好或是傾向，反映出一般市民關心的事物和話題，但不如某些文化人所言，會起到引導社會的作用。隨著教育普及，全民識字，閱讀失去了引導社會的作用，暢銷書只反映一般市民的庸俗口味。

流行或暢銷圖書反映了社會的主流價值，是不言而喻的。問題是什麼才算是社會的主流價值？一個成熟的現代社會多元化多中心，沒有統一的主流群體，各自分散成為分眾，缺乏公認的主流社會價值。以香港的暢銷書為例，種類繁多，沒有一定規律，當然主要還是輕鬆、通俗、流行趣味的書種上榜。

在香港每年銷售過萬冊的，都可列入皇牌暢銷書。這些暢銷書大部分是操作性的產品。不過市場操作有太多不穩定因素。就算一切照足方程式去操作，都不一定成功。

拿人口相等，購書率接近的不同地區城市每年的中等銷量圖書作比較，更能顯示出版人和書店經營者能否掌握讀者的閱讀口味。這些中等銷量的書，可以通過編輯和出版人選題，編輯、設計印刷的努力，再加上合適宣傳推廣，結果讀者接受，有一定銷量，出版社也能賺點錢。中等銷量圖書才是出版經營者的工作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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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山灣

談中國近代出版業的開始，大家都把注意力集中上海，原因是上海在五口通商後，發展迅速，居滬洋人帶來新式活版印刷機印製報紙，培養出華籍印刷工人，後來有洋人撤資，由中國人接手，遂開展了中國人社區的出版業。1897年創辦的上海商務印書館，便是在這個背景下產生的。

商務印書館成立後剛好遇上滿清末期的教育改制，取消科舉轉辦西式學校，商務成為重要的教科書出版商。後來的中華書局，是部分職員離開商務，另立門戶，同樣走出版教科書老路而躍起的競爭對手。

談起中國近代出版的老資格，不能不提１８６７年成立的土山灣印書館。這是上海一所天主教會的出版社和印刷廠，率先引進鉛鑄活字、柯羅版印刷機和大型石印機。編輯出版的除了教會讀物外，也包括教科書和學術著作，而且中文外文圖書都有出版，直至１９４９年才因法國天主教會退出中國而停止運作。




土山灣印書館的印刷廠是天主教徐家匯土山灣孤兒院的技藝教育部分，是教會為了收養當地孤兒，教他們學習眾多謀生技藝之一的地方。除了學習印刷及關聯的設計和美術外，其他技藝包括五金、照相、造鞋、製造教會用品等。其中的美術雕塑，更成為中國西洋美術教育的濫觴，被徐悲鴻譽為「中國西洋畫之搖籃」。




土山灣培養的藝術家，有專攻水彩和廣告的徐詠青、名雕塑家張充仁、解放後的黃楊木雕塑大師徐寶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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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敬羲

讀別人文章，才曉得王敬羲已經於2008年逝世了。網上大家對他的評價文章，是毀譽參半。

上一世紀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王敬羲在尖沙咀經營一家文藝書屋，專營台版圖書，另外還出版一份月刊叫《南北極》，舉凡政治、經濟、投資八卦文章，無一不包，相信不少讀者，都是在這階段認識他的。

我開始閱讀王敬羲的小說，是六十年代早期，他在天主教官方刊物《公教報》周刊連載的長篇小說《歲月之歌》，是解放前內地某城市發生的故事，講的是一個中學生的成長故事，背景與我們在香港的環境很不同，我估計是他來香港前，在內地上中學的經驗。記憶中，那些中學男生都擁有一部打磨亮麗的單車，以此吸引女孩子。後來才曉得王敬羲當時從台灣的師範大學畢業後，在《公教報》當編輯。

六十年代末，在台灣很受大學生擁護，由李敖主編的《文星叢刊》被禁，王敬羲從老闆蕭孟能手上接棒，在香港繼續出版《文星叢刊》。台灣有文化人認為他是義助文星，薪火相傳。後來有識者爆料，才知道原來他拿文星的書在香港出版，沒有付過版稅。是義助文星，還是趁火打劫，意見各異。




王敬羲一向以尅扣稿費和不付版稅著名。文藝書屋出版過不少圖書，當時都收入《文星叢刊》。如我的中學同學何國道（杜杜）編譯的《杜魯福訪問希治閣》，是交王敬羲出版的，不過，他只付了原來承諾的一半翻譯費。我在七十年代未到八十年代初，也時常替《南北極》寫稿，稿費照例拖兩期，即是一月刊登的稿子，要等到三月底才發稿費。我後來沒有再寫，拖欠的兩個月稿費也就沒有著落了。


王敬羲對出版的眼光很獨到，林燕妮的處女作：《懶洋洋的下午》和《粉紅色的枕頭》，都是由文藝書屋出版的，倒不曉得林燕妮有沒有收足版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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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甚得著

因為眾多城中名人極力推薦，買了鍾普洋的《落力退休》。本來以為這是本退休計劃指南，特意買回來，作為自己退休生活參考。

鍾普洋是香港成功商界名人，從一手創辦的豪敦國際公司（DHL）總裁位置退下，後來更索性把手頭的股份賣掉，一心一意享受退休生活，這個決定絕對不簡單。君不見城中多少富豪，累積的財冨龐大到子孫五代都揮霍不完，還不是依然「活到老、做到老」，高踞要位，拒絕言休嗎？一個具創意的企業家，卻選擇急流勇退，在事業發展到巔峰時全身退下，投身社會活動，去澳洲讀了個藝術研究碩士學位，閒來還學繪畫、學書法和學音樂，優哉游哉，真是羨煞旁人。所以，總以為書中自有金石良言，談談他如何挖深洞廣積糧作準備退休生活，如何發掘自己對音樂和繪畫的潛能好充實退休生活，現今如何安排退休後每天的時間，怎樣挑選義務工作崗位，繼續發出光輝。

書讀後有點失望，因為全書內容，其實只是鍾普洋在不同時段、不同地方寫過的文章的結集。書的編排有點鬆散，東一篇西一篇，章節主題不清，並非逐步向我們介紹作者為何要一早計劃退休、如何仔細計劃、退休後的生活是否有意識安排、如何在娛樂、公益事業和興趣之間取得平衡。全書內容只是東拉西扯，道及一些個人心得，隨手寫下，全書沒有主題，章節之間未經有機結合。嚴格來說，這只是一本個人文章結集，與作者介紹個人的退休計劃和生活距離甚遠。

不明白香港某些出版商的心態，一味追求作者名氣，亳不理會書的編排，是否經過編輯整理，內容有沒有可讀性。以名人出書作號召，當然招徠有術，引起一時哄動，但書是否受歡迎，是否暢銷，能否再版，主要還是靠內容靠編輯，才吸引起讀者的閱讀趣味。文章散亂結集，怎可能引起讀者的閱讀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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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簡之間

我寫文章一向用繁體字發表，但在內地卻用簡體字。我的辦法是先用電腦寫好繁體存檔，要用簡體字發表，按動文字處理系統的繁轉簡功能，一下子文章都轉為簡體了。不過要把文章從簡體轉作繁體，則複雜得多，有些簡體字是同一個字代替幾個繁體字。

例如簡體「干」字，可以是繁體的「乾濕」的「乾」、「幹部」的「幹」和繁簡並行的「干擾」的「干」。大家都聽過內地有食肆把「乾炒牛河」譯成英語的笑話，便是把繁體的「乾」轉成簡體「干」，再解成繁體的「幹」。簡體轉作繁體時，得特別留意。

又如簡體「发」字，同時是繁體「發財」的「發」和「頭髮」的「髮」；最多人弄錯是簡體「后」字，同時是繁體「皇后」的「后」和「前後」的「後」，從簡轉繁，一不小心便會出錯。

最近讀了汪曾祺子女合寫，記念他們父親的文集：《我們的老頭──汪曾祺》，便是一本文字從簡轉繁，用繁體出版，結果錯誤特多的書。有些是不必要的簡體轉了繁體，如「只有」的「只」都變成「祇」、「了解」都變成「瞭解」，兩者都不能算錯，「只」編者不曉得因為約定俗成，兩字的簡體在繁體版都已經廣泛使用了。

最難忍受的是人名，汪曾祺曾改編《儒林外史》中的《范進中舉》為話劇，後來再改編作京劇。《我們的老頭──汪曾祺》書中凡是「范進」都變了「範進」；北京三聯的前老總「范用」都變作「範用」，連人家的姓也改了。

也有些可能編者識見有限，應繁不繁的例子。如北京老字號鞋帽店，大名鼎鼎的「內聯陞」，變了「內聯升」；繁體「一齣戲」絕對不能寫作「一出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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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書展2010

今年進入香港書展會場特別來得輕鬆，首次擺脫了工作人員崗位，純粹作為普通讀者，以局外人身份進場趁趁熱鬧，沒有利益衝突，可以冷眼旁觀。

我從來都認為，香港書展不是愛書人獵書的好去處。香港的市民都集中在這幾天往裡擠，要大量入貨執平書，結果場內人頭湧湧，針插不入，喧嘩叫囂，根本沒有機會讓你站在書架前選書略讀，然後作購書決定。購買者只能匆忙的抓住幾本一早聽過未買的書，往收銀處排隊付款，這種作業方式，怎可能滿足愛書人的獵書樂趣？所以過去有朋友說要來香港書展看看，我時常勸阻，要享受購書的樂趣，去書店好了。

主展館擴大後兼容並包，除了本地的大型出版社和書店外，台灣出版商、內地出版商，以致部分本地的小型書店和出版商都安排到攤位，應該皆大歡喜了。不過，個人感覺，台灣的參展商少了，或者都交給幾家代理商统銷，省回攤位租金。香港書店賣的，一向以台版書佔多數，他們不來掛招牌，書一樣照賣。內地參展商以深圳、廣東的民營書商，和一些香港代理商為主，大量運來迎合香港閱讀口味的通俗類和生活類圖書，更受讀者歡迎，人流不絕，看來生意不俗，但昔日專誠往內地館去搜尋香港罕見專門書的讀者，難免覺得失望，要空手而回了。




儘管這次書展的宣傳放在電子書上，傳媒樂意配合，好像今年會跟上世界趨勢，展示電子書的新天地。但會場所見，未現盛況。電子書區攤位少，來來去去都是一兩家內地和港、台電子書閱讀器供應商，不見Kindle，也沒有Sony、Ipad，聲勢最大的是內地的漢王，再加上一兩家提供下載電子書的本港平台提供商，可供下載的電子書寥寥。看來香港電子書還在起步階段，未成氣候。

開幕首兩天大雨影響，恐怕難免影響銷售數字了。執筆本文時是24/7，後來看27/7電視新聞，證實了我的初步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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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書獎

香港電台推出「香港書獎」，用意是連合社會上的幾個文化教育機構，一同推動閱讀風氣，怎知卻惹來措辭嚴厲的批評，相信為「香港書獎」的設計者所始料不及。

要評審圖書得到大眾接納，並非易事。你可以辦「文學獎」或「小說獎」，只要範圍清楚界定，便較容易過關。當然就算辦文學獎也難免有異議，一樣有人在旁冷言冷語。就算舉世人注目的諾貝爾文學獎，每年的選到得主後，引起的議論也絕不會少。高行健拿到諾貝爾文學獎，我的第一反應是「有冇搞錯」？中國作家之中，如他這個級數，甚至寫得比他好的，隨便可以找到二十個。

不分類來評審圖書，更進而設立「書獎」，引起眾多意見，其實並非意外。出版業界可以設立「書獎」，因為他們自己圈定業界內的標準尺度，互相比較，像：圖書的內容、編輯水準、設計、釘裝印刷等，都是較客觀的標準項目，容易去評審，比較少人會挑剔。不少傳媒會要求受眾投票，選出當年最受歡迎的書籍，看來也普遍得到接受，沒有人挑戰。最簡單是從各書店和出版社收集該年內出版新書的銷量，來個暢銷書排行榜，只要書店和出版社誠實報上，不滲水不做假，也足夠客觀。

但是，單靠一個電台連合幾個社會機構，邀請一班評審來頒個聽來好像是全香港出版圖書大檢閱的「香港書獎」，大家必定會追問，那些圖書有資格參賽？誰當評審？這些評審對圖書認識多深？他們是否足夠客觀？眼光能否被公眾接納？

就報章上讀到的批評，便是指摘「香港書獎」理念不清，得獎圖書變成無所不包的大雜會，既有香港本地作家的作品，也有內地和台灣作家的作品，連外國作家村上春樹的作品翻譯，而且不是香港翻譯，只不過是外地原版授權香港印制，也見得獎。有得獎圖書並非是本年度新出版，只不過是再版圖書，令人懷疑這些圖書是否歷年累積，所以連朱自清的作品都能得獎？又外國出版的圖書、用外文寫的作品，又是否列入評審團範圍呢？批評雖然措辭凌厲，寫得亳不客氣，但並非言不成理，值得主事者細思。

香港電台以前曾每年推出「十本好書」，找來社會名人推薦好書，結果如何？充分發揮名人效應，推動讀書風氣，當然是好事。可是眾所周知，香港名人不讀書的佔多數，硬要他們推薦好書，結果有人找來不知所云的無聊圖書濫竽充數，有人推薦自己上中學時的課外讀物，最有趣的，是有人找來幾十年前出版的舊書，沒有人聽過，絕版斷貨幾十年，這樣的「好書」也實在惹笑。

有興趣多了解「香港書獎」的朋友，請查香港電台網頁：http://www.rthk.org.hk/culture/3rdbookpr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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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滸》新論

剛讀完鮑鵬山的《新說水滸》上冊，覺得很有新意，頗能配合當今舊書「解讀」的潮流。

《水滸》是令我著迷的第一本章回小說，小四開始閱讀，到小學畢業時起碼讀過四次，屬百看不厭，有如武俠小說。每次再讀都有新趣味，發現新的閱讀角度。

研究《水滸》的作品，我覺得寫得最好的，是孫述宇教授的《水滸傳的來歷與藝術》，手頭一冊是黄俊東兄幾年前從《明報月刊》退休時轉贈的。它從宋代抗金「忠義人」歷史談起，就故事人物場面處理，寫出其吸引讀者的特色，指出《水滸》宣揚不分青紅皂白胡亂殺人，仇視婦女，假仗義疏財之名劫掠錢財，都是盜賊強人心態的反映，並非常人的想法。



鮑鵬山《新說水滸》呢，走的是古人李贄和金聖嘆的路線，不是學術研究，而是就故事人物作評論，提醒讀者原著一些細微情節與寫法的重要性，如何別具心思。從全書來看，作者看書看得細心，也參考了古人的見解，故能貼切地指出原著鋪排伏筆的部署。

《新說水滸》上冊書中談的，主要是林沖和武松這兩個《水滸》寫得最豐富、最成功的人物。編者把這部分列為「上冊」，獨立出版，「下冊」未見。不過，我覺得把書分為上、下兩冊分別銷售不是好安排，讀者見到「上冊」，不見「下冊」，可能暫時不買。一般來說，分上、下兩冊出售，「下冊」銷量一定不及「上冊」，不如上、下兩冊同時出售化算。

況且《水滸》以林沖和武松中兩個人物寫得最出色，剩下的人物故事很多都沒有深入刻畫，倩節不夠豐滿，「下冊」寫下去實在不好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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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文摘》申請破產

讀報得悉，1922年創刊的《讀者文摘》美國母公司宣布申請破產保護。

申請破產保護並不表示即將破產，只是方便爭取時間，進行債務重組，避免受到債權人惡意清盤，到時沒法回頭。當然，既然要申請破產保護，這家公司的財政狀況欠佳，自不待言。

對我們這一代來說，《讀者文摘》是個響噹噹的品牌。升上中學開始，已經有老師和長輩不住勸我們多讀英文版《讀者文摘》的文章，認為英語寫得簡潔清晰而且流暢，堪作典範。有些同學家境不算充裕，父母也毅然出錢訂閱，讓子女學好英語，可見英文版《讀者文摘》在老師和家長心目中的重要性。我唸初中時，《讀者文摘》出了中文版，找來林語堂的女兒林太乙當主編，同樣以文字千錘百煉，簡潔清晰稱著，文章被目為範文，也成為香港和台灣銷量最高的中文月刊。

我上高中開始，對《讀者文摘》一直抗拒，很少閱讀。因覺得內容太清純單調，多番過濾，不沾人間煙火，兼帶有濃厚美國中產保守主義立場，對他們不熟悉或不同立場的社會團體和思潮排斥抹黑，有違他們宣揚的自由開放口號。

後來在出版社當編輯時，我們出版的一本雜文，作家石人（梁小中）的一篇文章被他們看中，來信要求轉授版權，石人高興得很，覺得被《讀者文摘》看中是一份光榮，可見《讀者文摘》在他心目中的地位。

儘管立場各異，我對他們的市務推廣手法還是深深佩服。他們的市務人員精通美國式的宣傳推廣技巧，擅用調查數據分析讀者特點，時常對準推銷對象，故月刊能長期維持高銷量，也為他們出版的畫冊打出市場。後來曾因公事去過他們在紐約北面「安樂鄉」(Pleasantville)總部，合作計劃沒有談成，對他們辦公地點的裝修佈置羨慕到不得了。

不過，到了互聯網的新一代成為主流，紙本雜誌應已開到荼薇，財政狀況欠佳便不奇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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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書市場問題

在報章副刊專欄上，讀到身為香港中學生家長寫的文章，抱怨學校迫學生每年外出到處撲教科書。不明白學校為何不替學生集中訂購？又為何書店不備齊學生需要的數量？害得學生和家長撲來撲去，找遍城中某區的書店還是空手而回。

作為行內人，且嘗試為遭受困擾的家長解答疑難。香港大多數中學都會為學生安排，放暑假派書單後選一、兩天，請協助印製書單的教科書零售商到學校直銷。不過，這項直銷服務主要只限中一及中二，中三以上的班級，校方假定學生喜歡、也有能力外出找書局購買，少見直銷安排。高班學生很多時也寧願自己購書，靈活性多點，部分指定教科書可以不買，或另覓舊書替補也。

其實，就教科書零售商的利益而言，無論哪個年級都是直銷上算。派員到學校是獨佔市場，少了競爭，就算有些教科書未出版都可以收訂，先錢後貨，上算之極。

教科書出版商都是按市場習慣，如多少學校把他們出版的教科書列入書單，學校每級每班學生多少，減去大致估計的舊書比例，書店的存貨等因素決定印數，一般能滿足市場需要。問題是教科書零售是自由市場，各書店按自己的估計銷售數量向出版商訂書。如果甲區書店多訂了，乙區便會出現缺書現象，學生和家長便要撲來撲去了。

教科書零售商大多數願意提供先收齊訂金，開課前一次取書的服務，重要的是選定一家可靠的書店，不要交錢後關門拉閘，學生和家長損失金錢外，還給害得開學時沒有教科書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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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書

每年香港書展時，總有人提出電子書會不會取代紙本書的老問題，大家都讀到外地電子書發展有新突破的消息，亞馬遜推出的「Kindle」大受歡迎，正在研發新的版本，網站上已有30多萬種書供購買者隨時下載。

美國連鎖書店的大阿哥「Barnes & Noble」也不甘人後，積極部署加入電子書市場，分一杯羹。今年第一季度他們已公開宣布，收購了「Fictionwise」電子書網站，準備日內出擊，要與亞馬遜一較高下。「Barnes & Noble」的電子書庫會有70萬種書，比亞馬遜多了一倍。另外，「Fictionwise」的電子書不需要像亞馬遜般，要購買一個電子書閱讀器，讀者可以用手提電話或電子手帳下載，即可閱讀，省了購買閱讀器的費用。

香港情況又如何呢？其實早在十多年前外國開始討論電子書時，已有好幾家出版社加入研發，十年來亦不斷有電子書推出。問題是參與的都是出版社，典型「內容提供者」(Content Provider)，很少在電子書的格式、保密和硬件開發上費心。前五、六年，香港的「文化傳訊」也嘗試過生產電子書閱讀器，可惜可供下載的書目不多，銷售未見成功，想已放棄了。

電子書是投資浩大的「新經濟」，中文市場還未有一個規模如亞馬遜般大的平台搭建者，所以至今未見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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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香港書展的一些觀察

(這篇文章是應北京新聞出版總署屬下的《出版參考》寫的，這裡先發表，算是作個記錄)



香港書展從1990年開始由貿易發展局舉辦，出版業界聯手支持，到2009年已踏進20周年了。這裡嘗試就個人的觀察，與眾分享香港書展的一些特點，好讓大家了解今年的特點和不足之處。


2009年書展由7月22日開始，至7月28日結束，為期一周，與過去的編排沒有分別。今年特別具吸引力的，是會展中心中庭擴建後，展位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三，令參展商從四百多增至五百。展場通道也擴闊了，可以容納更多的參觀者，通道較前暢順，大大減少了擠逼。大會統計總進場人數達九十萬，超過去年的八十三萬約百分之八，又一次創下新紀錄。


香港書展的宣傳成功，主辦機構在北京、上海、廣州和臺北等城市舉行巡迴路演，派出香港作家聯同當地文化界人士，暢談參與香港書展的感受，以及他們對兩岸三地出版活動的觀察。這些宣傳推廣活動，至少有助提高香港書展的文化品位，吸引到更多外地的參觀者。今年廣州和深圳都有過百人的書展參觀團前來，令書展增加了熱鬧氣氛。開幕當天請來新聞出版總署柳斌傑署長當主禮嘉賓，肯定香港書展的多樣化，也為同業帶來話題。


香港出版社及圖書同業一向對書展的支持不遺餘力，趁展位增加紛紛把展館擴大，看準這是個香港市民的獵書嘉年華，緊抓一年一度的銷售機會。根據參展商公布的初步數字，今年銷售額平均錄得超過百份之十以上的升幅，應算得到滿意成果了。台灣館未能分配到一號主場館，給編到上兩層的三號館，人流不足，就算提早加大折扣也未能挽回頹勢。台灣參展商表示，大會如不改善，明年將會撤出，看來有待安撫。內地館則一分為二，一號館和三號館各佔一半。近年來的內地館趨勢，是廣東和深圳的國營加民營圖書零售商紛紛登陸，看準香港書展的大賣場特色，全力搶攻少兒、通俗和生活類簡體字圖書市場，折扣促銷，看來應該收效不俗。反而遠道而來的一些省外或全國性出版社未能適應，仍然當作新版書的展覽會，帶來展示的圖書冊數不多，兼未能對準讀者對象，既缺乏吸引力，賣不出去還要退回，勞民傷財。


香港書展的定位在這幾年愈加清晰，放棄邀請國際性圖書出版商，版權貿易算是聊備一格，走走過場，反而認定書展是全港市民廣泛參與的獵書嘉年華，雖然境界偏低，仍然是市民至少一年一度親近書香的好機會，引起讀者對圖書的興趣，養成平時多去書店的習慣，推動香港出版。參展的香港出版社也努力配合，把出版的圖書集中到每年七月，充分利用書展作促銷，大賣廣告，也有助把書展推向高潮。我覺得香港書展成為市民一年一度的獵書盛事顯然並非有人精心策劃，而是經過多年嘗試，結合多方因素，集合各種力量，逐漸積累，形成主流。這正好也是香港的成功經驗：靠社會開放包容，不忌犯錯多面嘗試，加上各方不斷努力，敢於創新，才摸索出道路，這些經驗值得汲取。能做到進場人數九十萬，成為全世界參觀人數最多的書展，也實在難能可貴。


這幾年來，香港書展有意突出香港在出版和文化方面的優勢，大力宣揚香港的開放多元，兼容並包，能夠吸納、融合外面的各種文化，不論是內地、台灣、東南亞的出版物，只要作品有獨特性吸引力，都在展場中並列，供讀者翻閱。這正是香港獨特的文化優勢。書展請來台灣作家、內地作家，以及遠居海外的華裔作家到來交流、座談和開講座，百花齊放。今年應邀出席的有內地的賈樟柯、張賢亮、陳平原、郭敬明、宋強，台灣的楊照、朱天心，加上香港的也斯、張隆溪、鄭培凱、李歐梵等，算是冠蓋雲集，學術通俗兼顧。這些活動不僅豐富了香港市民的文化生活，也吸引內地和台灣的讀者來趁熱鬧，一睹書展盛況，也收到推廣文化旅遊的效果。


今年的香港書展，一開始便發生所謂「模」(嫩模)事件，有主事者出版年輕新進模特兒的限量版攝影集，趁書展熱潮推出，製造話題。香港書展發展到今天，已經成為不同愛好選擇，不同社群展示交流作品的大平台。展出的圖書，既有學術、文化思想作品，也有嚴肅文學創作，當然也不乏流行小說，潮流漫畫，明星歌星的攝影結集。不同類型，不同層次的圖書共冶一爐，雅俗各賞，正好反映了香港社會多元化的特色。傳媒對「模」(嫩模)事件的誇張報導，扭曲了社會大眾的焦點。書展有二百多項講座活動，請來內地、台灣和香港這麼多名作家與讀者見面交流，還有國際出版要人來開研討會，可惜這些入場聽眾數以百計的活動少見傳媒報導，都給傳媒聚焦的「模」(嫩模)事件掩蓋了。



(文藝廊--任劍輝)



今年的香港書展並不是一致讚譽，貿發局到底是過份注重商業的半官方機構，巡迴路演安排欠妥，對外地的客座講者缺乏尊重，已引起香港派出的「文化大使」不滿。書展雖然與其他機構合作，借助外力提昇文化品位，結果邀請來的講者中，惹來香港文化界爭議的大有人在。書展應一些本地的所謂「中小企」出版社要求，特別在一號展館中部為他們劃出「讀家村」，也引起不少同樣是小型出版社或書店，卻因非我族類未受青睞而有怨言。過去書展當局還試圖找來一、兩外國參展商，力求增加書展的國際性，今年索性放棄，所謂外國參展商都是各國駐港領事館，只是聊備一格，虛應故事。如果主辦當局有意透過書展，把外國的圖書和出版業近況介紹給香港市民，提昇大眾的文化層次，看來有待努力。不過，要求主力開拓香港對外貿易的貿發局擔起提昇大眾文化的任務，可能不切實際。



(文藝廊--舊地圖)


其實如果細心搜尋，不難發現香港書展中一些別具心思的趣味，好像今年特有的文藝廊，展覽主題有作家張愛玲和梁羽生的的照片、手稿和遺物，粵劇名伶任劍輝的照片、粵劇劇本、舊場刊；私人精心收藏的罕見舊地圖，都是匠心獨運，搜集費心的主題展品，可惜宣傳不足，參觀者寥寥。又如展場有家香港惟一專營舊書買賣的「神州舊書文玩」，有一家專營香港本地歷史文物圖書出版的「文化葫蘆」，參展不見得有何經濟收益，在擠擁的人潮中可能受到忽略。

(神州舊書文玩)


(文化葫蘆)


看來日後趨勢將會是東亞幾個主要書展各有分工：北京國際書展得天獨厚，一定是國際出版界進入華文世界的切入點；台北書展正在密鑼緊鼓，精心打造其亞洲圖書交流的角色；香港有開放門戶的傳統，一向是各地華文圖書匯集之所，大可穩佔華文圖書出版的展示平台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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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書新貌

儘管老人家老是爭辯說，電子書不可能取代紙本書：紙本書讀者可以東翻翻西看看，在書店瀏覽一番才下購置決定；紙本書有「書香」有個性，不如電子書的冷漠非人性。現實卻是電子書已經像手機、iPod一樣，成為新一代的日常電子配備。



(亞馬創辦人Jeff Bezos與他的Kindle DX)



去年底小女兒從美國放假回來，最愛不惜手，時常把玩的，是她的新力PRS505電子書閱讀器。據她說，帶著這具PRS505可以下載超過千百種的書，負重大減。就她下載的書目所見，新書居多，範圍廣泛，美國主要出版社的圖書都包括在內，可見已是新一代的閱讀新潮流。奇怪香港出版社的中文書未見積極跟進，市場太小，不成氣候，還是戀棧紙本書，不肯接受新科技？


亞馬遜網上書店兩年前曾推出Kindle電子書閱讀器，大受歡迎。最近消息是他們再接再厲，推出Kindle DX電子書閱讀器，畫面加大，熒幕尺寸不僅放大，而且可旋轉，使用者可將熒幕橫放或直放，方便閱讀寬廣的頁面內容；熒幕可閱讀面積大約是傳統Kindle的兩倍多。亞馬遜宣傳說，Kindle DX專為閱讀報紙而設計，與報紙相輔相成。

Kindle DX能否成功，要看能否吸引傳統的報紙讀者。不過，這點我不太樂觀。習慣電腦網絡閱讀的新一代基本上沒有讀報紙的習慣，新聞資訊一向免費取得。如今叫他們花五百美元購買閱讀器，再定期支付報紙的訂閱費用，平白增加開支豈不冤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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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民營出版

讀近日內地的出版專業報刊有關民營出版的分析和討論，可以看出，民營出版在內地出版業的地位已被納入出版業的正常環節之中。比較前十年民營出版在內地剛起步時，只能在體制之外運作，是邁進了一大步。

猶記民營出版初出現時，經營的都是個人，沒有規章也缺乏制度，大家趁熱門，一窩蜂去炒作一些話題和跟風作品，趕緊賺快錢，很少作長遠經營部署。看不慣者覺得他們的圖書品質低劣，經營一片混亂，渾水摸魚者眾，出現不少違規作業買賣書號現象，呼籲禁止之聲不絕於耳。

經過多年的發展，民營出版市場去蕪存菁，逐漸形成規律，出現了不少以工作室名義運作的策劃機構。這些機構有專職編輯、策劃人員、銷售人員，有完整的管理體系。他們的選題廣泛，舉凡文化學術、財經勵志、原創文學等兼而有之，也引進國外版權。這些圖書也補充了原來國營出版社的不足，豐富了閱讀的題材。

民營工作室有三條通道取得書號：一是將產品授給出版社，取得報酬。二是出版社與民營工作室合組控股公司，一同經營。三是工作室旗下作者與不同的出版社合作，分散出版。新聞出版總署公開表示，只要是踏踏實實做好書的人，不愁沒有書號。這說話是對民營出版已正式肯定。可以相信，書號進一步開放是遲早發生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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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版與回授

近日讀到一則新聞報道：世界最大的出版社，蘭登書屋正因為出版物的版權合約問題，與部分作者和版權代理人發生爭議。

原來蘭登書屋一向與作者之間的版權讓授合約，都包含了「回授」條款。當已出版的圖書在一段時間之內再無銷售紀錄，出版社又無意再版，該圖書版權便自動歸還作者，作者可以另作安排，例如把版權再讓授給其他出版社。

這個「回授」條款是個合理的安排，如果出版的圖書繼續有市場潛力，出版社當然不會停止出版。但一旦出版社覺得圖書的市場潛力已盡，不願意投資再版，價值用盡，把版權交回原作者也沒有什麼損失。原作者拿回版權後，如果有足夠信心，大可授權予其他出版社再出版，讓作品繼續在市面上流通。

出版社把沒有銷售，不再版的圖書列為「絕版」（Out of Print，OP）。這次的爭議出在對「絕版」一詞的解釋。蘭登書屋建議，所謂絕版，是有關圖書在出版往沒有存貨，過去一個月時間內，一冊紙本書或一份電子版本也無賣出的紀錄，而作者在過去的一年內也未收過版稅，該書便列為絕版。作者及版權代理人，則覺得這個解釋太籠統，對出版社太寬鬆，不足夠保護作者的利益。

今次的爭議還是剛剛開始，看來要等一段時間才有結果。不過無論如何，版權合約加上「OP」回授條款，肯定會對作者的權益多了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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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談博益

記者朋友找我詢及有關博益的消息，大抵原因有二：一是因為我還在圖書行內，記者想了解行內人士對這樣一家重要的綜雜書出版社停業有何看法；二是因為我曾在博益工作過一段時間，可能對這家出版社的早期緣起、發展和近年的變化有一定的體會。

先說前者，直至停業為止，博益在近二、三十年一直是香港重要的綜雜書出版社，每年的出版量有好幾百種新書，加上再版書，累積應該超過五千了。近年博益的影響力比八十全盛時期當然下降了，但仍跟在天地、皇冠之後，書店的銷售額應與明窗相差不遠，依然是今天香港讀者一主要精神食糧供應者。正因為讀者眾多，不少著名作家都在博益出過書，是大家心目中的大出版社，突然停業才引起這麼多的迴響。博益陪伴了二十幾到三、四十歲一代的成長，不少香港本地作家的第一本書都是交給博益出版的，大家都有一份感情。

不過，從行內人的立場看，香港的出版業一向是此起彼落，有新加入者，也有舊人退出，一入一出無甚出奇。這十多年來，結束的出版社數量可觀，只不過他們規模較小，未受注意。

較多網民關心的，是博益停業後曾經出版過的圖書版權如何處理。本來最佳安排是把出版社連合約和商譽一同轉授。正如昔日TVB-HK把電視企業賣給南華早報集團，博益歸另一公司擁有，繼續運作。不過，經此次宣佈停業，引起作者激烈反應，博益的名聲肯定受損，商譽會受影響，能否賣出成疑。另一合理安排是把不打算再版的圖書版權交還作者，把有再版價值的圖書版權轉授給其他出版社。這個安排有助減低作者的怨氣，轉授版權，博益主事者有收入，有興趣接手的出版社豐富了書源，作者可以繼續收版稅，三方面得益。但這個安排要把現有的幾千多本書的版權篩選，非行內熟悉專業人士不易辨別價值。不過，並非曾在博益出書的作家都是受害人，撇開已出版的圖書不談，有興建繼續寫作又有潛力的作家，大可以另揀良枝，把作品交給別家出版社，繼續出版。

這裡試回顧一下博益成立的源起，八十年代在香港綜雜圖書出版市場袖領群雄的原因。

博益本來是香港電視(俗稱無線電視)屬下的一家出版社，當時電視台主事人的想法，是無線電視還未盡用政府發牌容許的最高廣告時段，與其任由電視台的廣告時段浪費掉，倒不如投資一些電視以外的業務，利用剩餘未賣出的廣告時間來為這些新業務作宣傳，增加整體收入。所以博益在八十年代可以在無線電視上打廣告，宣傳效果其他出版社無以相比，吸引到不少香港名牌作家投效。

博益也是香港最早以現代企業手法經營管理的一家出版社。當時是香港第一家與作者簽訂合約讓授版權，清楚列明條件和酬勞。博益每三個月結算一次，讓旗下作者知道每一本作品印數多少，存貨多少，最近三個月售出多少，結算版稅。大家要從歷史發展的角度看問題，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博益之前，香港的出版業還是處於文人辦出版階段，大多數圖書出版沒有稿費版稅，出版社肯為作家出書已算是極度幫助。就算一些商業性質較重的出版集團，也是沒有合約，作者交來稿子隨便給些稿費，作品在日報連載後，再在周刊刊登，跟著在月刊刊登，最後結集出單行本，付一次稿費，稿子價值盡用。不信，可問問倪匡和亦舒兩兄妹，便知大概。王澤的老夫子夠受歡迎了罷？從少時出版到今天，共賣了多少冊？不妨問問王澤拿過多少稿費版稅？

今天對博益停業的最大迴響，是指摘他們的版權合約霸道，簽了便一生一世，不讓作者另尋機會。其實簽訂合約是雙方協議，你情我願，說不上對誰更公平。新人與出版社簽訂合約，當然有所付出，但出版社一樣要投資，捧紅一個新人需要幾多時間和資源？書印刷出來賣不出去誰會可憐？今天正恰好是出版社拒絕投資培養新進作家的時代，大家寧願出高版稅挖角，有意投身寫作的新人只好自己掏腰包自資出版。上世紀八十年代是版權不清的年代，博益以簽訂合約，列明雙方權利義務，清楚計算版稅，不拖不欠的經營手法，取得不少名作家的信任，紛紛投效，才能異軍突起，佔領市場。直到八十年代中期，鄭君略拉隊過明報，才有明窗跟進，以同一手法加入競爭。

博益的版權讓授合約並非千篇一律，蔡志忠、龍應台、詹宏志、黃裳、張申欣的合約便只限香港本地，台灣和內地他都保留另外處理；丘世文的合約便加上年限和交還條款，所以過身前後可以另外安排出版。博益也曾代表紀文鳳、文綺貞、宋韶光等香港作家安排台灣出版，另還代表作家在香港及新馬採取法律行為禁止盜版，上法庭訴訟的律師費都是由博益付，目的是保障旗下作者的權益。如果作者的合約諸多保留，出版社可作的保護權益行為也會相對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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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益停業

博益停業，網上的討論非常熱鬧。博益曾陪伴一代人的成長 。

近日不少記者也來電追訪，希望我拿博益的前前後後談論一下，好與2000年代異同作比。作為上一世紀80年代的工作人員，談談博益源起及今日現況與大環境的關係，似乎責無旁貸。


不敢對後輩的工作妄加評論，大家都要面對市場競爭和機構主事人的限制，不如把我們那個時代博益的特色和想法介紹一下。

雖然無線電視高層對出版和文學不感興趣，辦博益目的也不在乎甚麼文化使命，但我們這些實際執行的管理人員和編輯都是文藝青年出身，愛好讀書，也有意利用在博益辦出版的機會，出一些自己感興趣的書。結果大家有目共睹，博益一方面出版一些銷量突出的流行書暢銷書，也不時會試一些銷量平平的小眾書作平衡，兩面兼顧。

我們明白出版是十年樹木的事業，所以雖然手頭不乏林燕妮﹑黃霑﹑倪匡﹑李曾鵬展等暢銷作家，仍然努力發掘新人，到今天為止，香港不少著名作家的處女作，都是由博益出版的。顏純鈎參加博益徵文比賽以寫實主義手法寫的短篇《背負人生》拿到冠軍，博益出版了他的短篇小說集《紅綠燈》。畢華流交來首作《主席手記》時剛大學畢業當老師，戰戰競競拿稿子上來，還怕我們把他的作品送給無線電視創作組偷橋。梁望鋒交來作品時是個中三學生。宋韶光出版玄學叢書時還在浸會書院歷史系當老師。黃易交來玄幻小說初稿時，是博物館的助理館長。出版新人作品需長遠投資，講識見講膽色，出版社不一定能賺錢， 今時今日也沒有幾多出版社肯冒這個風險，寧願叫新人自己出錢自資出版，或是向藝術發展局申請贊助，花納税人的錢最得體。

80年代後期，博益與當時《號外》雜誌出版人合作，推出曾在《號外》發表文章主要作者的結集：《城市筆記》系列，曾經令讀者耳目一新。《城市筆記》系列的書現今在網上拍賣，居然奇貨可居，賣得幾倍價錢。早知如此受歡迎，當日應多存幾本樣書，留存至今保證能發點小財(一笑)。

雖然博益出版的書以通俗為主，我們也不停發掘新書品種，從台灣引進了蔡志忠的《漫畫經典》﹑日本引進赤川次郎的《三色貓》推理系列和村上春樹﹑還率先在香港推出投資理財系列叢書﹑翻譯過日本Sony老闆盛田昭夫的《Sony與我》﹑《麥當勞》等國際有名的作品。生活通系列也是博益的強項，因用全彩色印刷，李曾鵬展食譜首印一萬冊，今天出版同業還當作天方夜談。其他還有李英豪的種花﹑養寵物﹑玩賞收藏等系列，都有不錯銷量。當時的想法是出版需要多元化，不同書種，不同系列並舉，希望能平衡發展，避免某類書市場萎縮後出版無以為繼。現今回顧，這個想法還是全面而合理的。

到了2000年代，這些80年代的想法有多少繼承下來，我作為當事人不好月旦，還是交還公眾作評論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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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機小說

在報紙上讀到一則報道說：隨著手機電話流行，年前開始，日本興起一股手機小說熱潮，內地是使用手機電話大國，也有跟進。新進作家紛紛創作手機小說，供電訊公司轉給手機用戶下載，就像香港手機用戶下載鈴聲一樣。奇怪的是香港，人均手機電話最多的城市，竟然未見出版社趕這趟熱潮。

誰會利用手機電話下載小說？有哪些小說比較適合利用手機閱讀？我覺得用手機讀小說的，應該是年青人罷？手機屏幕小，字體也細，並不適宜閱讀，年紀大老花眼的更感困難，所以，手機小說只適合視力特佳的年青人。

又就閱讀環境而言，如果安坐家中，或在一個比較安靜的環境下讀小說，較能不受到外界騷擾。可以選擇的話，相信大多數人還是寧願選擇紙本書，拿起來方便，書的頁面面積較大，讀起來容易，不似手機小小的屏幕，要不停按鈕把版面移下。所以，利用手機讀小說的人，大多數讀者應該是在公共交通工具上，環境所限，小說不能太多字數太深奧，只能是短小精悍的短篇小品。

上一，兩輩名作家之中，誰的作品最適合作手機電話小說呢？張愛玲、白先勇一定不合適。段落太長，描寫過分細膩，幾千字還未描寫完女主角的衣服打扮，怎可能滿足匆匆閱讀的手機客？看到段落尾後，恐怕已經忘記開頭了。

最適合利用手機電話下載的小說作家會不會是亦舒？文句夠短，段落也短，內容比較散淡，忘記上文也不會減低閱讀趣味，最適宜利用手機電話在公共交通工具上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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