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香港政制改革是英國在二次大戰期間回應美國壓力，部署全球整體非殖民化政策的一個環節，但仍有其具體運作模式，例如二次大戰時中、英兩國是盟友關係，雙方就英國在華的租借地和割讓地的戰後地位曾多方面談判，國民政府傾向全部收回主權，英國則傾向保留香港割讓部分，同時了解香港殖民地不可能脫離新界生存，尋求保持現狀，雙方未能達成協議。日本投降後香港由英方接收，其實得到蔣介石國民政府的讓步和默許。香港淪陷後，楊慕琦被日軍羈押在東北，日本投降後很遲才獲得釋放，一回到香港復職便立即提出「楊慕琦計劃」，宣佈實行政改，開放政制，推行甚速，可見英國政府在二次大戰期間早有部署，不會等楊慕琦離開集中營才構思。當然，楊慕琦和葛量洪兩任港督對政改有不同看法，推行政改的熱心有異，也是重要因素。故葛量洪接任後政改計劃立即放緩，反覆討論，最後胎死腹中。
本書引用的資料詳盡，相信作者花了不少氣力去翻閱英國政府部門的各級檔案，其中部分應是後來才陸續解密檔案的原始資料，也有當時港督楊慕琦、葛量洪與英國殖民地部及外交部的通訊和會議紀錄，經集中處理扒梳，讓讀者更清楚了解當時的微觀局勢。
本書有一節頗為詳細介紹香港政改發展爭論中，各團體的取態，甚為有趣。香港總商會是代表英資財團利益，不少重要成員任立法局非官守議員，採取的立場明顯反對「楊慕琦計劃」，並運動在倫敦的影響力，要保住既得利益。最後英方以立法局非官守議員集體反對政改計劃而擱置，只是作為下台階藉口，順水推舟。反之，支持政改計劃的團體，如由不同族裔專業人士組成的革新會，和由華人專業人士組成的華人革新協會提出較「楊慕琦計劃」更開放，更主張族裔平等的方案，卻被殖民地官員標籤為缺乏代表性。整個討論過程中，以高卓雄為首的中華總商會也曾扮演過積極角色，這點未見其他文章提過。
網上曾讀過近年有人發表文章，把「楊慕琦計劃」的擱置，解釋為因中國的共產政權反民主的結果，明顯是缺乏歷史常識的粗疏成見，讀本書有助澄清。「楊慕琦計劃」提出時是1946年，中國政府還是國民黨當政，有特派員駐港作為正式政府代表。當時共產黨羽翼未豐，連國共之爭也未見有機會取勝，他們主要聚焦國內鬥爭，相信也未有管治全國的計劃，香港地位根本不可能列入議程。就算到1949年中共政權初步建立後，主要問題仍是國共內戰，那可能分出精神和力量考慮香港地位和問題，「楊慕琦計劃」根本不在視野之內。當時香港的社會團體中，華人革新協會有親共人士如莫應溎、陳丕士等，都支持政改計劃。後來到了1952年恢復市政局選舉，積極參選的除了革新會的代表外，陳丕士還以獨立人士身分參選，被視為大熱門，結果卻鍛翼而還。可見當時香港的親共人士並不反對開放政制，實行普選。
「楊慕琦計劃」的擱置，基本原因是香港既得利益者，包括英資財團和高級華人的反對；加上國內政局變化，英方對香港能否繼續保持現有地位缺乏信心；兼且懼怕開放選舉，實行一人一票可能會讓親共人士奪取大部分議席，才索性以不變應萬變，把「楊慕琦計劃」擱置。英方的「還政于民」親疏有別是一貫政策，「楊慕琦計劃」的開放政制，明顯偏向英籍人士，對英籍華裔也缺乏信心，更不必提佔了本港人口97%的非英籍華人居民了。看他們在新加坡和馬來半島，不也是先剿滅馬共才實行選舉式「民主」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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