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三巴研究

 

如果對有關澳門聖保祿學院的研究有興趣，不妨一讀2004年由澳門文化局和三藩市大學利瑪竇中西文化歷史研究所出版的 《Religion & Culture, An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Commemorating the Fourth Centenary of the University College of St. Paul》，紀念聖保祿學院四百周年研討會論文集。該研討會在回歸前的1999年在澳門舉行，美國、葡萄牙、台灣、內地學者及耶穌會學者雲集，論文都是環繞澳門聖保祿學院的有關討論。

 

其中我特別喜歡的論文，包括談及聖保祿學院教堂的命名，設計和建築風格的討論，內容甚為仔細，是我讀過研究大三巴建築的佳作，講者各抒己見，討論也擦出火花。原來聖保祿學院(三巴寺)，指的是修院和學院部分，教堂命名卻是天主之母堂，故教堂正中大門口雕上「Mater Dei」(天主之母)拉丁文字樣，紀念聖母升天(Our Lady of Assumption)。這也反映澳門自從開埠起，便被命名為天主之母城的源頭。學院教堂的前璧，即大三巴牌坊有四尊耶穌會創會聖人的銅像，一般都認為是Bocarro 的鑄炮工場的產品。Bocarro從葡萄牙落籍澳門，成為澳門土生的先祖。他祖先原是猶太人，葡萄牙趕走來自北非的摩爾人後，對非天主教徒實行宗教迫害，他的家族才領洗改信天主教，屬於新皈依者，在葡萄牙依然受歧視，故遠走海外。大發現年代隨著葡萄牙遠洋船遠赴異域，後來留下來建立家庭。殖民地土生的葡籍人士，不少有相同經歷。當時Bocarro在澳門創辦工場，以鑄造法郎機大炮著名，供應明朝軍隊守護北方長城之用。原來他也精於雕塑。

 

廣州中山大學的章文欽教授是明末清初天主教來華史的專家，有論文談及最早的中國耶穌會神父吳歷(漁山)來聖保祿學院進修，還留下詩作的《三巴集》。吳歷是明末清初的江南名畫家，上海博物館和杭州博物館都收藏有他的作品。他是江蘇常熟人，自幼領洗，本是明末諸生，有妻有子，他到四十八歲明亡後才棄家修道，來聖保祿學院當修士，《三巴集》的詩作反映了他的感受和心路歷程，嘆高齡學拉丁文的困難。他後來回上海晉升神父，管理江南教會。我在本博曾經談過他，他應是中國最早期的第一批神父。之前葡萄牙人曾經多番討論中國人和日本人沒有能力學懂神學，所以不能當上神父聖職。

 

中山大學的黃啟臣教授有論文列出曾在聖保祿學院學習的耶穌會士，我特別感興趣的，是初期中國人領洗進教，除了要取一個聖名外，還要改一個葡萄牙姓氏，如他列出的鄭瑪諾(Manuel Sequerira)、鍾鳴仁(Sebastiao Fernandes)、鍾明禮(Joao Fernandes)、游明輝(Manuel Pereira)、黃明沙(Francisco Martins) ，都帶個葡萄牙姓。連一代儒者吳歷 (Simao Xavier da Cunha) 也未免俗。上面前幾位的耶穌會中國籍修士都曾經在利瑪竇的領導下傳教。有趣的是，這個改葡萄牙姓氏的習慣未見在日本出現。耶穌會的日本及中國巡視員，利瑪竇的老師范禮安在1582 – 1590 曾經安排四名日本貴族少年往訪歐洲，引起哄動，史稱「天正少年使節團」(The Four Envoys of the Tensho Era)，成員包括伊東‧馬休(Mancio Ito)、千千石‧米蓋爾(Miguel Chijiwa)、原‧馬爾蒂諾(Martin Hara)和中浦‧朱利安(Julian Nakaura)，都是改了聖名，但保留日本原來姓氏。「天正少年使節團」赴歐，來回程都途經澳門，住宿聖保祿學院。

 

有一篇論文談到韓國(朝鮮)天主教歷史，指出韓國(朝鮮)在十六、七世紀大正時代時被日本侵略，部分國民遷居日本，受到在日本的葡萄牙耶穌會士傳教的影響受洗。他們之中不少後來也成為日本教難的殉道者。部分教友則回到韓國(朝鮮)老家，繼續傳教。不過，南韓天主教會對此堅決否認，他們堅持南韓天主教自生自發，從來未受過外國傳教士的影響，這種否認史實的大韓民族主義心態也甚有趣。三藩市大學利氏中西文化歷史研究所的陳綸緒神父(Albert Chan)在評論時則指出，明末時有好幾位韓國(朝鮮)官員來北京出使，受到徐光啟的影響領洗進教，還拿西洋教士編撰的天主教要理及西方科學介紹書籍回國。陳綸緒神父是香港華仁的早期畢業生，在哈佛大學拿到歷史學博士，卻留在香港兩所華仁書院當中學教師十年，後來轉為專業歷史研究學者，是明史權威。他離港後，去了三藩市大學利瑪竇中西文化歷史研究所當研究員，2005年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