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會與名校的前身

 

香港新一代家長好像對名校特別著迷，不惜金錢，千方百計想盡辦法都要把孩子塞進去。孩子才兩歲不到便要為他們作準備，先是找一家名幼稚園，好增加升讀名小學的機會。跟著各出奇謀，為孩子報考名小學費煞心機，例如：遷到學校附近地區居住，改信辦學團體的宗教，好增加取錄分數；盡早送孩子去學英語，而且是學一些小六學生也不一定懂的辭彙和會話；參加各種興趣技藝班如彈鋼琴、拉小提琴、舞蹈、繪畫等，不單止人有我有，簡直要鶴立雞群，最好拿到證書獎狀；有些家長還特別送孩子進補習班，據說這些補習班的導師對名小學入學面試甚有心得，預先為孩子操練好面試的問題，讓孩子記得滾瓜爛熟，面試時能對答如流。種種手段，不外是希望孩子在面試時表現突出，得到心儀名小學取錄。其他不能見光的手段如託人事、拉關係、作捐獻、送禮物，也間有所聞。 

家長既然對這些名校如斯推崇，到底有沒有人會翻查一下心儀名校的歷史，好像何時開校、辦學目標、辦學原先理念能否堅持？然後衡量一番，看看這些名校的辦學目標與自己的要求吻合。 

剛讀了香港教區夏其龍神父著《香港天主教傳教史 1841 – 1894》有關香港天主教歷史的書，了解到不少天主教學校的源起，原來最初辦學時的目標很平民化，甚至是專為社會的低下階層服務，與名校貴族學校完全沾不上邊。只不過時異世異，被辦學團體和家長改變了。 

例如港島中區的名校聖若瑟書院，前身是聖救世主書院(St. Saviour College)，開埠初期由來自澳門的葡籍居民創辦，位於砵典乍街史丹頓街，1860年交由香港天主教會管理，到1875年再轉基督學校修士會(喇沙會)接手。創校目的是為葡籍居民子弟提供天主教學校教育，華人學生只佔少數。所以，聖若瑟的學生中，過去一直有不少葡籍人士，華人稱他們為「西洋仔」。除了英語是第一語言外，不少學生以法語課代替中文課作為第二語言。他們在九龍區的兄弟學校喇沙書院在上世紀二十年代開辦，本來辦學目的也是為葡籍居民子弟提供天主教學校教育。 

又如位於西環的聖類思中學，前身是1864年天主教創辦的「養正院」(男童懲教所)，專門收錄青少年罪犯和街童，教導他們手藝，讓他們學得一技之長，日後作謀生手段。學校在1908年才改名為聖類思。這所學校曾經先後交給基督學校修士會和瑪利諾神父會管理，要到1927年轉由現時的辦學團體慈幼會接辦，改作招收一般華人學生的工藝學校，1936才轉為文法中學，工藝教育則轉撥慈幼會在香港仔創辦的工藝學校。有趣的是在1874年，當時香港天主教的監牧高神父(Raimondi, 後來升為高主教，現時堅道天主教總堂後面的高主教書院便是紀念他)回義大利訪問並尋求協助，他訪都靈(Torino)時曾與專門招收街童，教導他們手藝技能的新興修會慈幼會會祖鮑思高(Don Bosco)神父見面，鮑思高表示很樂意派遣慈幼會會士來香港協助辦學，卻被高神父拒絕，所以慈幼會要到1927年才來香港。慈幼會在香港辦的本來都是工藝學校或工業學校，近年因本地教育政策改變才轉為一般的文法中學。 

當時另一天主教修會耶穌會也有意從澳門遷移來香港，亦被高神父拒絕。要到1926年，愛爾蘭耶穌會才正式來港，1932年開始接手管理原本私人創辦的華仁書院。 

天主教的女子學校中，聖保祿書院歷史最悠久，來自法國的沙爾福聖保祿仁愛會早在1848年已經來港，在灣仔開辦兒童之家，服務範圍包括收容女童棄嬰的育嬰院，和開辦學校，為葡籍天主教女童提供教育。這所學校本名為法國傳道會學校，即聖保祿書院前身。聖保祿修女與香港監牧高神父關係惡劣，因為爭產對簿公堂。她們曾經一度離港去了越南，後來有再遷回來。 

另一重要的天主教女修會是1860年來自義大利的嘉諾撒仁愛會，她們來港後主要工作也是開辦收容女童棄嬰的育嬰院、和照顧病人的聖方濟各醫院。她們也為葡籍天主教女童提供教育辦學校，早期有堅道的聖心書院，和灣仔的聖方濟各書院。她們至今依然是香港天主教團體中辦學最積極，管理學校最多的天主教女修會。 

來自美國的瑪利諾女修會1921年才來港，初時也是辦育嬰院，要到1925年才開始辦學校。她們在港九分別創辦的兩所瑪利諾學校，後來都被視為貴族名校，與早期收容教育女童棄嬰的宗旨簡直南轅北轍。瑪利諾修女在1980年放棄了港島區的學校，交給其他天主教團體管理，並改名為瑪利曼中學，九龍區的瑪利諾修院學校則依然維持。 

至於高主教(Raimondi)與香港其他教會人士的矛盾和鬥爭，包括排斥法國的沙爾福聖保祿仁愛會，弄到法國修女與香港教會打官司爭產、拒絕鮑思高慈幼會和澳門耶穌會來港，除了夏神父的著作外，也可參考宗座外方傳教會(PIME)柯毅霖(Gianni Criveller)神父著《從米蘭到香港 – 150年的傳教工作》( From Milan to Hong Kong—150 Years of Mission)。兩書都提及早期香港教會的義大利宗座外方傳教會教士歧視華籍教士，夏神父的書對此寫得尤其深刻，指出要到1960年代，香港的華籍教士的才能開始被確認，可出任香港教區的一線領導工作。這些「秘聞」，香港教區的神父很少提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