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大外交》

剛讀完基辛格的《大外交》中譯本，感觸很深。《大外交》是從拿破侖戰爭後歐洲的近代史談起，從梅特涅主持下的維也納和會，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整個歐洲的環境，拿來與二戰後美國主導的世界局勢作比較。

拿破侖戰爭後的歐洲歷史，剛好是我上高中時的西史課內容，相對熟悉。少年時代，對梅特涅在會議上把歐洲左切一刀，右割一塊去滿足戰勝方的列強，讓戰勝國得到報酬，不顧當地人民意願，很不以為然，認為他只顧大國間的勢力均衡（Balance of Power），忽視拿破侖戰爭後，燃點起的民族主義，當時各地人民對民族獨立和民族國家整合的要求，結果種下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初，歐洲列強之間的衝突連連，戰事不斷，平民死傷無數。日後的德國和意大利出現統一運動，把維也納和會的佈局打破，在瓜分積弱的奧斯曼帝國時，把巴爾幹半島割出，煽動各民族追求獨立自成國家，卻因為居住社區交錯，宗教和種族糾紛無法避免，最後引起第一次世界大戰，這都是勢力均衡論種下的惡果。到十多年前東歐集團解體，南斯拉夫這個多民族國家四分五列，出現大規模滅族屠殺，其實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已經暴露出來的問題的延續。

基辛格對現代全球策略的看法，與梅特涅很相似：他認為現今世界上幾個強國並列的趨勢難免，格局已定，因大國的地緣政治形成力量，所以他主張放下各國間意識形態分歧，實事求是地劃分勢力範圍，互相承認對方的影響力，並致力通過協商去尋求和平，避免戰爭。基辛格提出的，是冷戰結束後新的勢力均衡論。

這種非意識形態的世界觀，與我們少年時代充滿理想主義色彩的看法極度南轅北轍。按基辛格看法，維也納和會有效解決世界上國家之間的摩擦糾紛，換取短暫和平，避開戰爭。歷史經驗是維也納和會後，歐洲起碼換來五、六十年的和平。

中國在改革開放三十年後，經濟實力冒起，內地有關大國崛起，按中國模式釐定國際關係的說法，逐漸成形。倒不知這些新一代的民族主義者有沒有注意基辛格的《大外交》式世界局勢思維，撇開意識形態，重新今天檢視世界，找出新的勢力均衡下中國的新位置。